揭台灣百年自然科學史 「堀川標本」首展

20世紀初的台北府國語學校，年輕學者堀川安市將野外捕捉來的鳥類，按部就班製成標本，讓牠們最後的模樣定著於木頭基座上，打字機在紙張上打出「Horikawa’s Collection」（堀川典藏），再以毛筆工整的書寫地名以及日期。這批為當時台灣、日本兩地自然科學研究留下證據的標本，台日學者稱為「堀川標本」。

歷經百年歲月，當初的國語學校如今已成台北市立大學，在慶祝成立120周年之際，未忘從這批珍貴文物中，選出26件最完整、珍貴的作品展出，藉此紀念堀川安市為台灣自然史打下的基礎。

遇見一百年前台灣動物相

1917年，34歲的堀川安市（Yasuichi Horikawa）離開家鄉，前往台灣任職，直到1947年結束返日，30年來的教學研究行腳，累積了數百件從東南亞到東北亞蒐羅的物種，透過出版、製作標本，完整紀錄保存下來，他的成就包括台灣特有種蝸牛以堀川命名：堀川氏煙管蝸牛（Stereophaedusa horikawai）。

這批近百年歷史的標本，曾因國民政府接掌台灣初期的仇日情結而塵封，更因1990年代分子科學興起，佔用空間等理由，隨同教學掛圖等大量文物廢棄街頭。在此背景下初任教職的陳建志，仍獨排眾議留下剩存的典藏，終使這批標本展示在國人面前。

「堀川安市是當時重要的動物研究學者，1917年，他先到現在的台北市立大學教書，隨後前往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當時是同一所學校），之後又到台灣博物館任職，在這三個單位陸續留下他的研究成果，包括其所製作的標本；台北市立大學則保存了最完整的資料。」台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主任陳建志表示，由於經手者的學術見解不同，一些遺落他處的堀川標本面臨困境，例如標籤遺失、人為取下、保存不善等。

走入北市大校史館展示現場，從堀川保留的道士用來當「鯊魚劍」的鋸鰩，尺寸和現代相比，有如大巫見小巫，由此窺見海洋生態的變化；高大的丹頂鶴、虎頭海鵰，現代急著保育的朱鸝、水雉及八色鳥標本，都因教學所需保留下來，然部分卻因標籤遺失而無法了解物種來源。

典藏多年的標本，不應改變其標籤，更不該隨意丟棄，因為很多科學資訊隱含其中；最好維持當時標籤的狀態，頂多新增說明。」陳建志指著其中一項展示的貝殼，原來貼標籤的位置依稀可見殘痕，卻無緣得知採集地點。

「若採集自台灣，則證明台灣曾有過此物種。」他推判丹頂鶴採集自台灣，也因缺乏佐證而無法成立。

搶救堀川文獻

而數百件堀川本獻得以盤查確認，歸功於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助理教授吳書平的加入。他是軟體動物研究學者，而堀川安市是第一個採到堀川氏煙管蝸牛的學者，他因此認識並追尋堀川生平。

由於堀川和任教於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理農學部青木文一郎是好朋友，相關文獻和資料都會交給青木；吳書平大學時期以一個暑假時間，將青木收藏的一萬多份文件看完，才得以追蹤到堀川文件的脈絡，而沒有任堀川埋沒於歷史洪流中。

堀川、青木文獻和台大有很深的淵源，吳書平曾於舊書攤找到了一本堀川寫的書，書序就是青木文一郎所寫。

1997～1999年間，台大動物系認為該丟掉老東西，包括這1萬多份文件，但他的老師找了一個空間，帶著學弟妹們搶救下來；吳書平當完兵、回台大念博士班時，圖書館特藏組關注青木文獻去向，這批文件從此進入特藏室，現在都要經過申請才能看得到。

「堀川安市的人生非常豐富，也留下有趣的東西，他努力的為台灣留下自然史的貢獻跟證據；只是光復之後，仇日情結降低了它們的重要性。」吳書平說，在吳永華撰述的《被遺忘的日籍臺灣動物學者》一書中，提到了這些日本人對台灣的貢獻。「無論我們喜不喜歡穿著軍服的日本人形象，但他們屬於台灣歷史的一部分，在那時代留下了紀錄和貢獻。」

為教學輸入島津標本

另一批為了教學使用，同樣來自日本、由島津製作所（Shimadzu Seisakusho Ltd.）輸入的大批貝類標本，也彌足珍貴。吳書平說，成立於1875年的島津製作所，公司至今仍持續運作，是史上唯一民間出現諾貝爾獎得主的單位，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就是島津的資深員工，沒有博士學位，仍成就重大貢獻。

陳建志表示，堀川及島津標本見證了台灣自然科學史，以及標本製作的重要性。

「生物多樣性面臨最大的困境是無知，意思是全球物可能存在上億物種，然而至今只有兩百多萬物種命名，還有很多物種未被認知，這個問題需要解決，如果連物種分類都不確定，連他的習性都不知道，怎麼談保育？」陳建志說，台灣還有很多物種分類尚未定位，應該弄清楚，因此必須系統化、科學化採集，並發展相關採集規範。

堀川以及島津標本將提供學術研究、教育及展示用，校方也同意未來圖書館改建後，闢建特展室。陳建志將為這批標本申請「歷史文物」，讓這批標本持續發揮功能，提醒學子莫忘前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