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羅洲原住民不穿鞋:因為我知道如何在雨林走路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婆羅洲原住民不穿鞋:因為我知道如何在雨林走路

建立於 2016/08/14
作者:凡妮莎‧尼羅德 Vanessa Nirode;編譯:烏舜安咿

一趟與達雅普南族人(Dayak Punan)的雨林之行,旅途中討論原住民的權利,同時了解他們如何管治領土。

達雅普南族視森林為他們的宗教、食物、水源、庇護、醫藥和防禦場所。他們照顧和守護這個森林有幾個世紀了。印尼原住民發動抗爭爭取他們的土地權益。印尼總統Jokowi許諾優先通過他們期待已久的法律權利,但進度卻是緩慢。

一些人擔心,如果印尼原住民被賦予土地的絕對權力,那他們只會以拍賣的方式將土地賣給叫價高的出價者。但近期的研究顯示,原住民是最適合管理森林的保護者。

從Betung Kerihun國家公園的官方輕型飛機上拍攝的丹絨羅康村莊鳥瞰圖。

伊戈站在卡普阿斯河(Kapuas River)河岸,其右手握著兩粒小石頭,不停轉動著。他穿著黑色的緊身褲、兩旁袖子都被剪掉的黑色T恤,以及一雙白色的塑膠鞋。他轉頭對後方的我們微笑,接著脫下鞋子放在巨石上,將背包放在傾斜的樹旁。烏町和歐貝正在燒烤剛捕獲的魚只,而沉默的那位則在河旁洗盤子和杯子。

這四名達雅普南人帶著我們:兩名英國人、一名丹麥人和一名美國人,徒步旅行,從婆羅洲雨林的西部到東部。

伊戈彎下身子和雙腿、右手劃出優美的弧線,他拋了拋手上的石頭,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然後七次,我們發出了歡呼聲,伊戈接著在卡普阿斯河岸跳了一支武士舞。

伊戈、烏町、歐貝和沉默的那位,四人住在丹絨羅康(Tanjung Lokang),這是你向東穿過婆羅洲,進入森林前的最後一個村莊。

丹絨羅康,建在河岸邊的村莊,從Putussibau鎮乘坐快艇也需9至13小時的船程才抵達。多年前,傳教士建了一條通往村莊中心的狹窄柏油路,淡紫色、紅色、和綠色的屋子排列在兩側。

婆羅洲島嶼上的印尼西加里曼丹領域(紅色)。丹絨羅康坐落在東部,靠近加里 曼丹東部和中部的界線。圖片來源:TUBS/Wikimedia Commons

達雅普南族,印尼上百個原住民族之一,視森林為他們的宗教、食物、水源、庇護、醫藥和防禦場所。他們照顧和守護這個森林有幾個世紀了。

在70年代初期,印尼將近70%的土地是由林業部(已與環境部結合)指定為國有森林。印尼政府將國有森林包含原住民生活與使用的土地在內,劃分為受保護森林和經濟林。

政府分發種植林執照、伐木與採石執照,以及在沒有諮詢與通知當地社區之下,將部分森林轉變為非森林區。以致於土地糾紛案日漸增加。根據印尼人權委員會(KomnasHAM)的資料,將原住民土地劃分為國有森林所造成的糾紛「情況強烈」,往往無法解決。”

目前約有3萬1957人居住在森林區內,其中70%的村民是依賴森林資源的生存。

這微型水利發電站是由雙溪魯阿(Sungai Luar)村民自費、設計建設與安裝。該村莊位於西加里曼丹的烏魯卡普阿斯區(Kapuas Hulu)。照片:Yves Laumonier/CIFOR

2012年,群島原住民同盟(AMAN)與兩名原住民社區代表提出了1999年森林法的司法審查。2013年,印尼憲法法庭通過判決,將原住民的習俗森林從國有森林中抽出,即這判決宣告原住民有治理森林的權利。然而,印尼政府卻在執行判決的行動上緩慢且做很少

1998年印尼總統蘇哈托下台後,群島原住民同盟開始展開設定法案運動,要求國家認同與保護原住民權利。2009年,印尼政府開始制定有關法令,包括2013年和2014年的立法議程,但缺了2015年的。現任總統Jokowi許諾優先通過認同與保護原住民權益的法案。

森林人民計劃(Forest Peoples Programme)的Marcus Colchester表示,「這項法案為國家認同與保護原住民權利這事件上帶來明確的訊息。林業部還沒有建立一個機制修改其林業管理以配合這一裁決,只是發出了指示,即當地政府會解決此問題。」

巴布亞省的達尼族(Dani),身在印尼的新幾內亞,是世界上最語言多樣化的島嶼。與婆羅洲或大部分印尼不一樣,巴布亞省是美拉尼西亞人(Melanesian)的家。照片:Rhett A.Butler

丹絨羅康是位於Betung Kerihun國家公園內的其中一個村莊。Betung Kerihun國家公園佔地80萬公頃,是大量且多元動植物的棲身所。Kompakh(Komunitas Pariwisata Kapuas Hulu)是設立在Putussibau的獨立組織,旨在推廣和組織永續與可靠的烏魯卡普阿斯的旅遊業(位於西加里曼丹)。

Kompakh主席Hermas Maring表示,該組織的主要目標是讓當地社區參與其永續旅遊業。

Hermas擔心原住民不足裝備的管理土地,某程度而言是保護自然資源,免於外來者涉入。他認為,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出方案供政府和當地社區一同管理森林。

「如果原住民有絕對的土地權,尤其是森林,那我擔心是自然資源被開採。你知道若這真的發生,那當地人什麼都得不到;只有財主和投資者從中獲益。因此,政府必須加入當地人一同管理土地/森林,尤其是在聘請當地人在國家公園中工作,當有旅者或研究者過來時,當地人可與他們一同策劃有關旅程或研究所需的方向。」

Hermas說道,很多非政府願意幫助當地社區,但卻甚少與社區有鏈接。「他們並不知道當地社區經常不足能力或金錢去管理他們的土地,以致邀來投資者參與卻導致土地被破壞。」

Masrani(坐著)與他的父親Petrus Asuy,是達雅本努阿克族(Dayak Benuaq),來自東加里曼丹的Muara Tae村莊。他們表示鄰村Muara Ponak村莊的小部分村民在欺詐性交換下,將社區習俗地賣給了棕油公司。這件事情受到國際關注,並在2015年聯合國巴黎氣候高峰會上被強調說明。照片:Tom Johsom

回到森林,烏町凝視著我們前方的泥污的陡壁。他用一隻手調整頭頂的稻草帽,另一隻手伸向我。

「不好」,他說,「不好。」

我嘆了一聲,捉著他的手。他把我從斜坡拉過去,在狹隘平地上休息幾秒鐘。我看著前方的小徑,那是令人昏亂地陡峭角度,末端是充滿岩石的河岸。我們沿著小路往下走,烏町領前,並隨時扶助隨後的我。我的右手因被他緊握著而疼痛。最後走到河岸時,我們倆不約而同地跳下河岸的岩石堆。烏町的腳步穩紮,在岩石堆上行走絕不搖擺不定,並我們一個接一個通行中,撐著我們,成了我們的支架。

走在我前方的烏町放緩步伐,一直領著我。我們走過了整片森林。一路上我問了他很多問題,關於他的家庭、他的孩子、他的孫兒,關於森林和靈魂。我也問了關於電視、電台,和建小路的傳教士。我接著問了土地權益、政府和森林採伐。

當他告訴我有多少個孩子和孫兒時,他笑了。是的,他認識傳教士建的小路是好事,雖然他們沒有任何有輪子的物件,除了奧貝騎行整個村莊的腳踏車。還有,他不明白何以政府認為當局「擁有」他的土地。

「只有富人和來訪者要談到擁有土地的事宜。」烏町說道。

卡普阿斯河上的快艇。攝影:Lucy McHugh/CIFOR

「很少人知道問題的存在。問題在於大部分的森林並沒有得到好管理,皆因貪污和無法合作。」Hermas如此告訴我。

Mina Setra是群島原住民同盟的組織發展、資訊溝通和資源分配組副主任。「我想在談到聯合管理之前,政府必須擔保原住民社區的土地權。如果他們缺乏技術,那加強原住民社區的能力便是政府的責任。政府也必須願意學習傳統和本土的管理土地的知識。」

Mina指出,當地原住民族群有管理和保護森林與環境的一套方法,那是傳統經驗證的系統。森林開伐和環境問題始於政府帶來的大型發展計劃。

近年的研究顯示,原住民是最適合管理森林的保護者。

在不久前的奧斯陸REDD交流會議上,會議主軸在原住民在REDD+的政策與實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註:REDD+為減少毀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Reduction in Emission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Mina接著說,「依我的觀點,政府與原住民當然可以合作,只要明晰權利、確保自由、優先和事前通知所涉及的整個社群(以社群的集體決定為準,不是個人或精英掌控)、彼此尊重和清楚的利益共享。」

左起:杜伊(沉默的那位)、伊戈、奧貝和烏町。照片:Vanessa Nirode

在架起帳篷後,來自丹絨羅康的那四人拿了用樹枝做的長矛進入黑夜的森林中捕獵。其餘的我們,非獵人和客人,守在火堆旁,閱讀、說故事,漸漸的入睡。

大約在一小時後,四人又迅速的出現在眼前,拖拉著一隻龐大的野豬,他們僅用一支長矛將野豬獵殺。我們圍在一起,手起刀落、熟練的宰割野豬。那一晚,我們有了肉食作晚餐,剩餘的,我們用火烤至清晨,以作接著路程的糧食。

奧貝告訴我,森林經常提供養料給他們,但他們只拿足夠家庭和客人所用的,不會多取。

我問他對於政府擁有森林的說法如何看待,他簡單的回答道:「森林是屬於我們的,我們照顧它,它照顧我們。」

在穿越婆羅洲森林的一路上,沉默的那位從來不穿鞋。他從丹絨羅康至更內陸的Nanga Bungan都是赤腳的。

我問他為何不穿上鞋子?他回答:「我知道如何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