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專文之三
2013年，當時筆者在北京的環保組織服務已滿一年，對北京公益圈稍稍熟悉，能夠感受一種氛圍明顯跟台灣社運差異頗大：NGO行業似乎不缺錢，只要有好項目，就不缺來自境內基金會或者國際組織的投資方，國際組織或本土基金會資金充裕，草根組織之間見面談話更會用很多企業創新學來的專業行話。
2013年年底，筆者離開北京服務的環保組織前，此時北京NGO發展儼然有種追求「高大上」的商業風氣，如同一位著名的公益界大老——中國扶貧基金會（CFPA）的董事長何道峰所言：「現在做公益也能夠找到成功的路徑」。
年輕人被吸引到投身公益行業是抱著找資金找人脈、找創業機會期待，而不是對公共事務、公民社會有一種期待與理想。筆者對這種功利主義驅動的市場化、專業導向感到憂心。2013年離開北京前，筆者投書發表〈NGO不要迷失方向〉，批評這一類過度崇尚市場的行業發展態勢，事後收到一些迴響，不過當時筆者反省文中觀點有些冒進，更清楚的行業辯論卻是在2015、2016年才展開（註1）。
2016年9月底，筆者時隔三年再訪北京，明顯的感受到民間組織發展概念，「非政府組織NGO」、「公民社會」的概念幾乎很少被提出，而這幾年取代的過渡概念是「公益組織」行業，隨著《慈善法》於2016年9月1日頒布施行，官方刻意強調的詞彙反而是「慈善組織」的概念（註2）。
同時間，自年中開始到中國一年一度的公益行業年會深圳「慈展會（註3）」結束後，公益圈展開新一輪的世代對話。這場論戰起始於與何道峰齊名的公益行業大老、南都公益基金會董事長徐永光在慈展會上的一席主題演講。
這場次演講隨後吸引了幾位年輕世代的NGO工作者、機構負責人公開回應，這場不同世代的隔空交火吸引了我的興趣。透過這場論戰，也可窺見中國公益領域發展的些許端倪。
公益大老：公益行業應走向市場化，向企業學習
徐永光作為中國民間公益重要推手，也是NGO向企業學習、向市場精神借鏡的倡議者。徐永光對NGO從業者最嚴厲的批判同時也是NGO對於企業化、效率化模仿的內涵，他的主張在於：
「創新性不足，市場化程度低下，是制約中國公益部門發展的痼疾，而公益道德化則讓中國公益雪上加霜，內憂外患加劇。」內憂者，道德優越感成了公益效率低下的自慰劑，道德標籤可以作為掩蓋機構能力不足，躲避優勝劣汰的擋箭牌；外患者，道德綁架讓公益從業者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合理的勞動報酬，創新探索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讓你動輒得咎，寸步難行。
他在2016慈展會講題是〈中國慈善的三個階段和三大趨勢〉，認為「科技、市場、公益的融合」是未來公益慈善的趨勢，當時互聯網從商業領域轉而運用於公益事業，徐永光鼓勵解決社會問題的公益理念化為商業模式、公益人的社會服務裏面，若能取得商業應用產生市場跨界合作的這股創新創業將是中國慈善發展不可阻擋的潮流，也能夠發揮極大能量。
徐永光還提出「社會企業運動」，鼓勵公益人設定目標在創造社會企業，配合中央提出的「供給側改革」（註4），積極向企業學習、向市場靠攏。徐永光對於「供給側改革」與公益行業發展的關鍵意見，筆者直接引用演講主文：
中央提出供給側改革就是要去庫存、補短板、惠民生。可以說中國有很多的社會問題需要解決，有很多的社會需求需要滿足，這些社會問題的解決，經常面對的困境是，政府有錢有權有責任，但該做做不好；NGO缺錢、缺能力、缺乏效率和好的機制，想做做不了；企業有錢、有能力，有技術，因其趨利不願做；於是，天降大任於社會企業。社會企業就是面對社會問題、社會痛點，在市場部門、公益部門和政府部門都做不好，做不了，不願做的困境下，擔起責任，去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未來，企業不一定把更多的錢捐出去，而是把更多的錢投入社會創新，用商業的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環境問題。
——徐永光，〈中國慈善的三個階段和三大趨勢〉
徐永光認為中國公益領域NGO的發展應該積極朝向「市場化」發展，向企業學習自由市場的精神。歸納而言，公益組織的發展朝向補充政府職能之不足、並透過運用公益行業的活潑與創意與企業營運效率化營運模式接軌，將民間慈善力量視為社會整體創新創業的一個部分，提供服務。
徐永光在慈展會的專題演說，引起了公益行業內部年輕一代機構負責人的回應，其中特別是廣州拜客負責人陳嘉俊（註5）的猛烈批評。
80後的公益世代：市場化之前，先談公益化！
陳嘉俊否定公益大老徐永光所言，他認為公益行業的存在，不僅僅是透過交易提供服務，或是單純的好人好事慈善行為，它應該還包括諸如價值辯論、公民權利意識、結社自由與公共議題倡議的行動空間（註6）。
陳嘉俊撰文〈在公益化之前談論市場化，是對公益行業的最大諷刺〉，企圖解構「公益行業存在價值在於提供社會服務」的概念。他認為中國公益行業朝向市場、企業靠攏的反動趨勢，正是因為「公益倫理發育不健全的情況下」，人民對於權利意識的不清楚與NGO普遍的曖昧態度，所以關鍵的問題在於：「我們更需要構建的是在中國特定政治商業社會背景下的公益倫理及理論體系。」
另一位年輕一代的NGO領袖劉韜則以社會理論高度切入議題。就他觀察，這一種將社會部門視為補充政府職能與市場服務不足的社會企業、NGO爭相承接政府採購項目的趨勢，事實上是世界性新自由主義思潮大氣候，對中國市場改革開放以來歷史進程的強化。
劉韜甚至直言批判，NGO近年來捨棄公民社會的概念論述，轉而改用公益慈善、甚至市場服務的「倒退」做法，再次應驗中產階級在社會運動中的不可靠。
在社會背景急劇變化的同時，具有進步意識的、希望能夠挑戰即有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們，也紛紛倒向新自由主義，一方面將新自由主義視作對抗即有意識形態的資源和武器，另一方面被市場經濟的成功神話所裹挾（編按：受情勢脅迫而採取行為），將市場看成一個不容置疑的神聖存在。
——劉韜，〈市場化能解決公益行業低效問題嗎？〉
劉韜在〈警惕公益市場化〉當中回顧，徐永光2010年在公益行業最初的倡議文章〈官辦公益去行政化是第一要務〉，傾向反對政府權力滲透與干涉民間NGO的發展，但是到最後，徐永光轉向到對NGO領域劃設一個弱化的框架，設定NGO同樣是市場成員，以提供服務的方式給政府與消費者。
劉韜這位80後的新生代公益機構負責人認為徐永光的思考不進反退，是將市場化取代了去行政化。他給中國NGO領域設定了一個自我矮化和弱化的理解框架，在此框架中NGO只是來提供產品的，其餘相關方都是消費者。
劉韜總結，認為提倡公益市場化不僅無益提升NGO的發展，更有可能使國家跟市場迅速合謀，對NGO進行「有效率的馴化」。結論上，他認為徐正光在發言時，可能未曾考慮自身影響力與個人意見的責任。
資深公益人：這場辯論呈現出兩個世代公益人的差異
針對青年世代公益人與徐永光、何道峰兩位大老的世代對話，筆者向資深的公益行業人士KA提問，早期從反對行政干預NGO發展，到晚期呼籲NGO行業向市場化靠攏的這個轉向的變化。
KA認為「市場化或是公益化？」在不同的時空背景與社會脈絡具有不一樣的意涵，甚至徐永光自己使用「市場化」詞彙，都有意識地產生不同用法。
徐永光的發言，某方面來說其實是反映了他們那樣一輩的敏感度，位居於民間社會發展角色扮演高位者的一種憂慮，而某方面是指明了中國民間社會發展的一種趨勢。
——KA口述
KA認為從徐永光這幾年之間的文章脈絡梳理閱讀，可以感覺到時局的變化，隨著政治情境，徐永光對外發布的觀點和訊息隨之變化。特別是何道峰與徐永光兩位大老都是從體制內的優秀官僚出身，轉進扮演NGO第一代的開拓者。
依照這樣人物的智慧與敏銳度，相當早就能察覺到這些時局的變化：「政府正在有意識地收束公益領域的活動空間。」在這些人物的表述當中，很可能「市場化」、「行政化」還是那個詞，但是隨後的闡述肯定就有變化。這種變化，敏銳的人或者他本身思考足夠的人，會清楚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
何道峰的論述（註7）讓你能夠很清晰的感受到，他是因為不能夠使用到公民社會的發展，而他將話語轉化成是用「我們應該是用市場化的方式去做這些社會開展的工作」，而有了這個脈絡在。
徐永光提出這個市場化，其實也是有何道峰那麼樣一個以市場化發展民間社會的話語脈絡當中，兩者有很多共通的點。但後來就慢慢就不是這樣了，市場化的內涵就沒有那樣（公民社會）的東西了，你就感受不到了。
——KA口述
資深公益人：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具話語權、足以維繫民間發展空間
出處：微信公眾號公益慈善論壇。
然而KA認為這場辯論不在於民間公益行業的內部對話，而是凸顯出公益發展所缺乏的政治傳統。對於徐永光、何道峰兩位公益大老而言，對民間社會最有利的是使用「市場化」這樣一個在改革開放以來具有話語權、正當性的概念來維繫民間社會的發展空間。
KA強調，這不是他的獨創觀點，這是中國公益組織、NGO行業存在的軌跡。但是這些細微的變化，大部分人是不會感受到。特別是年輕一代！KA暗指的年輕一代，特別是指陳嘉俊以及劉韜這樣80後，成長於改革開放年代，缺乏政治經驗的年輕一輩公益人。
KA觀察，對何道峰、徐永光這樣的公益大老而言，把握政治風向，配合進行論述上的調整是一種民間公益的生存發展策略，以「市場化」這種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具有一定程度正當性、話語權的作法，去回應政府釋放的風向球。
風暴來臨前NGO發展論述的避險展現
這場跨世代辯論，雙方言論交鋒過程透過公開演說、微博、微信公眾號傳播，以及不少關注公益發展的媒體的傳播而有擴大效應，雖然集中於NGO發展趨勢的行業對話，但是筆者認為其背後更有著民間社會發展主張的差異，甚至是位置的差異。
被年輕一代公益人批判的資深世代背景都很厚實，南都公益基金會1949年生的徐永光、曾經擔任共青團團中央組織部部長，據說是中共內部非常重要的一個官場跳板職位；另一位是中國扶貧基金會的執行長何道峰，1956年生、同樣出身自官方背景，曾經負責國務院內幕僚研究單位，兩位都是由官方身分轉入發展NGO領域的第一代公益人。
這兩位資深公益人士一方面在NGO業界內具有無可質疑的大老份量，但另一方面，從這兩位厚實的官方背景與對公益行業發展的影響力，似乎也被視為同時具有中共官方背景與公益行業對話者的橋樑角色。兩位的發言，似乎很難讓人不去聯想，他們代表某一種政策風向轉轍器的角色。
本文嘗試說明，當政府對民間社會強化控管治理，民間組織內部如何辯論與理解這個過程，即便完全不可能挑戰政策，但是年輕世代透過辯論的形式不僅僅只是為了挑戰行業大老權威，而是重新定義公益行業、NGO組織的自我認同與組織定位，因而獲得不少輿論的支持與掌聲。
在習近平上台以來，先是提出去行政化、然後再提出市場化，大老的發言有意識配合政策風向改變論述。這種論述上的轉向，看在年輕一代公益人眼中，大老呼籲行業向市場靠攏似乎是顯得自我侷限，但是在資深公益人KA眼中，這就是政治整風經驗的處事智慧造成的世代差異。
筆者認為有趣的地方在於：這些年輕的公益人並不反對市場化，甚至在客觀上，出於取得機構所需資源的急迫性，年輕一輩的機構負責人在主觀上對市場的接受度、對互聯網的合作發展的動機，都普遍高於資深的行業大老。
年輕一代公益人希望NGO發展保持公益化的主張實際上潛藏著一種嚮往公民社會發展的理想，這個理想以辯論的形式被提出是屬於行動策略上的考量，以便去回應現實上，公益組織在政治上（異議、倡議）的活動空間日漸減少的客觀現實，透過挑戰大老與辯論該課題，與行業以及社會對話。
文末，筆者從一個三段式論證方式推想提出一個質疑，假設NGO組織從一個獨立於政府與市場的第三部門地位，透過市場化進而與市場鑲嵌；那麼如果我們可以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透過國家力量去主導市場經濟；那麼是否我們可以合理懷疑，所謂的公益行業市場化，是否也代表著某一方面接受國家以市場面貌進而掌握並影響公益行業的發展？
※ 【公民社會的沉寂】系列，第三篇完
註1：實際上談公共化、或公民社會必須在中國公益行業發展的時空脈絡底下，筆者該文某方面沒有回應當下公益行業的發展脈絡，可說是以台灣的經驗與概念投射。資深行業人士KA回應我，當2015、2016年更多關於限縮NGO的制度性調整政策被提出來，導致這一波市場化與其反對者的論戰被提出，其時空背景與社會脈絡與筆者2013年提出來的市場化與公共化思考有所不同。
註3：編按：每年九月的深圳慈展會全名為「中國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是中國一年一度的公益行業最大盛事，幾乎不分類別，扶貧、教育、醫療、文化、環保各個領域的NGO從業機構都會派代表出席，但由於主辦單位的舉辦方式，或者配合官方政策撤除掉某些展出單位的資料，每年也都引發不少人的吐槽、批評。
註4：略述「供給側改革」，人民日報專訪提出的權威意見有三層意義：一、是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二、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三、是堅持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簡言之是減少政府控制與國營事業影響力，讓市場引導整體資源的效率。
註5：1984年生的陳嘉俊是廣州拜客負責人，負責推動單車路權運動與城市建設，是近幾年廣州非常活躍的NGO組織負責人，機構介紹見此。
註6：中國發展簡報的微信公帳號【發展觀察】收錄了關於這一場論戰當中，年輕世代的幾篇代表性文章，可以參考《反思「公益市場化」》專題。
註7：筆者在網路上可以蒐集到的紀錄是何道峰在2013〈社會市場化勢不可擋〉，分別提到西方市民社會發展過程，從商人協會逐漸發展自治效能，而2015年〈用公益市場化開闢中國社會變革新道路〉，這篇文章更確實有一些公民社會概念的構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