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倫斯・圖比亞那與鄒驥認為，隨著美國宣佈退出《巴黎協定》，其他國家別無選擇，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
2017年波昂聯合國氣候大會開幕在即，各國政府將就2015年《巴黎協定》簽署之後的後續行動方案展開磋商。在這個關口，以下幾個問題非常關鍵：我們距離實現1.5℃或2℃溫控目標要求的減排量還有多遠？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將對本屆大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此外，歐洲與中國是否已經準備好帶領各成員國，共同提高全球氣候行動雄心？
中外對話採訪了兩位分別來自歐洲和中國的重要的前氣候談判專家——歐洲氣候基金會執行長勞倫斯・圖比亞那（Laurence Tubiana）和能源基金會北京辦公室總裁鄒驥教授。雖然氣候行動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情況下看似仍在不斷向前推進，但行動與目標之間尚存在很大的差距。
中外對話（以下簡稱「中」）：從全球看，我們距實現地球1.5℃或2℃溫控目標所需的減排量還有多遠？
勞倫斯·圖比亞那（以下簡稱「圖」）：我們必須認識到，當前各國自主貢獻量加總並不足以實現全球減排目標。
舉例來講，我們知道到2030年全球排放量將不會達到峰值。當前各國所提出的減排承諾最多只達到了所需減排量的1/3到一半左右。因此，全球減排缺口依然很大。
中：您如何評價《巴黎協定》簽署以來，歐洲成員國的行動？
圖：歐洲必須做出更大的努力，尤其是在實現2030年的目標。有跡象顯示，歐洲的國家正各自採取更有野心的行動。法國計劃到2040年停止銷售汽油車和柴油車，並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carbon neutral），這些都比整個歐洲層面的行動計劃要更進一步。
一些國家已經決定在2022年之前逐步淘汰煤炭（例如義大利）， 並在2040年達到零排放。能源效率方面的投資也至關重要。瑞典、丹麥、英國、德國等國也在採取類似的措施。
基於此，我認為每個歐洲國家都能拿出比現有的2030年減排承諾更加具有力度的目標。這才是此刻需要做的。
這並不是說我們要修改之前各國的國家自主貢獻量，對此目前還沒有共識。不過，每個國家都可以採取新的步驟、計劃或決策。我看到有積極的跡象顯示，歐洲之外的國家也正在這樣做。
中：美國退出《巴黎協定》會對今年的談判產生怎樣的影響？國際社會對於中國填補領導力空缺給予了怎樣的壓力？
圖：隨著美國的退出，每個國家都在觀望其他國家的行動，尤其是歐洲和中國的行動，看他們是否願意承擔更多。此事是全世界共同的責任。在歐洲，每個國家都願意付出更大的努力，我們當然希望中國也能如此。
我們不能否認差距的存在，並且一致認為我們需要取得進展。因此，每個人都承受著壓力。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我認為，肩負壓力的不單單是中國，這是一個聯合行動，壓力是共同承擔的。
習近平主席近來多次提到中國在全球領導力中的角色。有積極的跡象表明，中國已經在國家自主貢獻量的基礎上採取了更多的行動。其煤炭、零排放汽車、綠色金融等政策中都出現了一些令人鼓舞的內容。
鄒驥（以下簡稱「鄒」）：《巴黎協定》中明確界定了包括歐盟與中國在內的所有締約方的責任。這是推進氣候行動的基礎。在我看來，川普總統的退出並不會帶來任何改變。
為了建立起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聯繫，發揮好中國的角色，我們需要做的和展現的還有很多。建立起全球氣候問題與本國環境問題之間的聯繫至關重要，尤其是在空氣品質問題上。我必須強調，經濟轉型升級、能源轉型、本地空氣品質問題與全球氣候問題之間是一致的。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會自信地講，「這是我們職責所在。」
從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傳遞的訊息來看，2035年將是中國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中外對話編注：在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國務院環境保護部部長李乾傑鄭重承諾：「到2035年實現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如果光是外有承諾而內無動作，那麼中國就不能說自己扮演了領導角色。
我們還需要制定實行路徑，將短期、中期和長期目標聯繫起來。目標、政策以及體制安排需要在不同層面加以落實。其他方面包含，基於高效增長的經濟結構調整，以及在永續能源系統轉型過程中對長期減排目標的評估和調整。
中國在技術領域已經有了明確的路線圖。但是技術的應用與否取決於利益相關方、融資方、投資方、企業、消費者、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採納程度。這就是為什麼政策與體制安排對改變行為和動機至關重要。
中：歐洲方面有一些聲音認為，歐盟與中國正合力推進《巴黎協定》的落實，加快全球清潔能源轉型的步伐。您認為是否存在「中歐氣候聯盟」？這是一種怎樣的聯盟？
圖：貿易是雙方關注的重點，將來也會持續，這很正常。清潔技術領域存在國際競爭是好事。
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兩個市場間的聯繫開始變得逐漸緊密。中國在清潔技術上取得了很大的進展。除了太陽能電池板，歐盟與中國在電動汽車等製造領域上的合作也更加緊密。
之前中美關係非常引人關注。中歐之間的聯盟更側重於技術，更偏重外交，而實質合作不多。中德、中法、中英之間仍需展開大量的雙邊討論，從而將氣候問題納入更廣泛的討論之中，比如經濟問題的磋商。
我們需要從各方面推進這類型的討論。隨著美國政府缺席氣候問題，我們需要展開更多高層間的對話。
這種對話已經開始。中國已經與歐洲和加拿大一道，邀請世界主要經濟體共同成立氣候論壇，以填補（美國退出留下的）領導力空缺。世界各國都意識到了合作的政治必要性——這與競爭並不衝突。
鄒：如果我們根據一國國內氣候行動評斷該國所承擔的責任份額的話，中國和歐盟無疑是兩大主要的減排力量。中國承擔了一個發展中大國所應承擔的責任，而歐盟也承擔了一個發達經濟體集團所肩負的責任。除了多邊合作外，我們還應探討如何從雙邊層面更好地發揮各自角色。
過去，我們曾認為中美關係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但是我們不應該忘掉中歐關係也至關重要，不論是從雙邊層面，還是從全球角度。近年來，中國與歐盟在貿易、投資、技術等領域開始合作，共同履行《巴黎協定》。
中歐雙方成立了聯合工作小組，並建立了常態的合作機制。勞倫斯女士和我都曾直接參與過政府和非政府組織與企業和學術機構的合作。我們都有著共同的目標，那就是永續發展和低碳轉型，只不過我們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
除此之外，我們也應該思考一下未來。我認為雙方仍有探索、加深和拓展合作的空間。當然，「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實現此類合作的平台之一。
中：中國的氣候領袖角色存在一定複雜性。一方面，中國是世界再生能源領域的領頭羊，並主導著《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體系之外的南南氣候聯盟。但另一方面，中國公司在海外不斷建立新的燃煤電廠。我們應如何理解中國在全球氣候行動中扮演的角色？
鄒：我們的海外投資應堅持綠色和低碳，這是一個基本原則。但也要考慮當地的具體情況，比如東南亞的煤炭資源豐富。我們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做了一些調查和研究。
但問題是，我們能像OECD國家以及世界銀行的準則規定的那樣，停止支持燃煤電廠嗎？你能阻止各國建設新的燃煤電廠嗎？我的答案是不能。那麼結果會怎樣呢？如果沒有技術和資金的支持，各國建設的將會是高污染、低能源效率的小型燃煤電廠。
一個解決辦法就制定燃煤電廠的環保標準。但這也不是最終的解決之道，因為這種方式無法大規模減少碳排放。近年來，這些水力資源豐富的國家開始考慮水力發電。國際社會應為能源轉型提供支持，從而使煤炭的優先級降到最低。
圖：中國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投資和基礎設施意義重大。我們願與中國聯手，使「一帶一路」倡議更加綠色、清潔。如何使「一帶一路」倡議與綠色發展原則相結合，是一個前景十分廣闊的研究領域。至少在學術層面上，我們可以展開思考。
歐洲國家對綠色「一帶一路」，以及鼓勵各國擺脫煤炭很感興趣，這也必將成為未來雙方合作的領域之一。
※ 本文在訪談基礎上編輯整理而成。
※ 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高端訪談：歐洲與中國將提振全球氣候行動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