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副總統呂秀蓮造訪東沙島時，表示台灣為海洋國家，並宣示「海洋立國」的國家發展藍圖。隨著《海洋政策白皮書》、《海洋教育白皮書》陸續推出，台灣朝向海洋國家的發展似乎逐漸確立。然而，要邁向海洋國家，不能僅靠政策性宣示，確實立法才能有效推動政策，台灣，現在最缺的就是海洋法律。
上週10、11日在台北舉行的「海洋事務及海洋法律國際學術研討會」，十餘位來自國際的專家學者，以及3位國際海洋法庭法官，與台灣相關政府單位、學校與民間團體共同參與，針對海洋政策、海洋法公約、海洋環境保護與資源管理，進行兩天的討論。主辦單位海洋大學校長李國添表示，研討的成果將做為未來台灣海洋法及海洋政策的重要指標。
2000年，美國總統簽署了《海洋法》（Ocean Act of 2000）；日本於2007年4月通過了《海洋基本法》，相較於美日兩國，台灣的《海岸法》爭議十數年，未能完成立法，讓海洋政策執行有所依據，學者表示，對於台灣海洋政策發展相當不利。
中山大學海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胡念祖指出，從過往的研究資料中可見，台灣海洋政策思維的興起，是早於美國的，1970年代，即出現海洋政策與事務的學術研究。然而隨著政府政策的不斷演變，台灣的海洋學術研究機構由盛轉衰。
2001年，陳水扁總統公布《海洋白皮書》，隨後成立海洋事務委員會、提出「海洋政策綱領」，一直到2006年，《海洋政策白皮書》、《海洋教育白皮書》的公布，這些看似深具意義的政策宣示，卻缺乏法律的依據。胡念祖認為，台灣的海洋政策發展，並非經由國會通過，獲得民眾的支持，而是由執政者的核心價值驅動力使然。對於陳水扁政府提出的海洋立國願景，他表示，仍須通過立法，法律才是促使政府重視海洋事務最重要的一步。
雖未簽署公約，但不應自外於國際潮流
台灣的外交處境，在參與國際海洋事務上，顯得窘迫。台灣非聯合國會員國，未能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海洋法公約》為1982年卻簽訂，目前有153個國家簽署加入，但不包括美國。來自國際海洋法庭的法官霍夫曼（Albert Hoffmann）表示，《海洋法公約》的基本原則在於認定「海洋資源是人類共同的資產」，因此，在公海中（不包括經濟海域）的探勘、開發行為，需考慮全體人類的福祉，並且保護海底資源，讓各國公平分享利益。
歐盟是《海洋法公約》的重要成員國家之一，國際海洋法庭法官崔維斯（Tullio Treves）指出，歐盟的海事政策，就是歐盟加入海洋法公約的成果。2006年，歐盟發表《綠皮書》（Green Paper），其目標為發展「涵蓋一切的海洋政策」，歐盟藉此制訂共同的海洋政策，以保護其海洋環境。
歐盟的海洋政策，涵蓋了不同的領域，包括漁業、污染防制與航海。由於1999年及2002年的兩度大型船隻觸礁造成的嚴重漏油污染事件，使得歐盟開始進行相關的立法，並通過一些指令，防止海洋船舶污染事件再次發生。
台灣未能簽署《海洋法公約》，除了在國家海域主權的申張無法與其他國家力爭，在違反國際公約遭受制裁時，卻不會因此而免於制裁。例如台灣在2004、2005年，受到大西洋鮪魚保育國際委員會（ICCAT）等國際組織的制裁，估計漁業的損失超過20億新台幣。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高聖惕認為，ICAAT所採取的貿易措施，對於像台灣這樣非締約國的制裁，非常有效。
對於台灣無法加入國際組織，未能簽署國際公約，霍夫曼法官以南非經驗提供建議。在1994年之前，南非未能成為聯合國會員國，但該國以觀察員身分，不管是非正式或官方的方式，持續參與國際會議，了解國際情勢，並且根據國際情勢的發展，制訂南非的國內政策。
以台灣目前的處境，亦有專家建議採用影子策略，不管是《海洋法公約》或《京都議定書》，皆採取遵循國際公約的規定，獲取國際的認同，此外，透過參與區域組織的計畫，如APEC、ICAAT等，讓台灣的科技與人才發揮力量，這些都不失為參與國際海洋事務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