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二年來，生質燃料在國際油價急速攀升與全球暖化的危機感中，成為能源與環保界替代燃料的新寵兒。大抵上這一波浪潮勢不可擋，相較於1970年代因為石油危機造成短暫的生質燃料風潮的歷史事件(巴西除外，自石油危機起巴西全力發展生質乙醇生產)，這一次的生質燃料潮流，似乎勢如破竹，如海上波濤般難以阻擋。
生質燃料並非毫無爭議。相反的，自從各國相繼宣告發展生質乙醇工業與進出口貿易以來，關於生質燃料的正負面衝擊相繼被搬上檯面，成為各界攻防的焦點。諸如：玉米酒精的整體生產過程所消耗的能源是否比產出的多？溫室氣體減排效應為何？生質乙醇的生產是否消耗太多水資源？土地使用的負荷如何？是否會造成對糧食作物的排擠效應？
而相關的研究結果包含：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數位師生在2006年年初於《科學》(Science)期刊檢視過去數年關於生質乙醇的相關研究，重新評估數篇研究結果，指出玉米乙醇之能源平衡比(能源產出除以能源輸入)可大於一(雖然不是優良的系統)，且相同單位能量所排放的溫室氣體較汽油為低。同樣發表於「科學(Science)」期刊的還有明尼蘇達大學教授的「低輸入高歧異度(Low Input High Diversity)」的生質燃料研究。該研究以長期生態研究(Long Term Ecology Research)取得長達十年的數據，在同樣單位面積的不同試種田中，分別種植2,4,8,16種不同的能源作物。結果顯示，低輸入(指農藥與肥料)高歧異度(指作物多樣性)的試種田，在溫室氣體減量效益上較為優良。此外，《科學》期刊也刊出一篇學者專家對於能源作物可能成為入侵種造成生態破壞而感到憂心的論文，近期也有英國環境信託組織發表與其以生產生質燃料的途徑來減輕全球暖化效應，不如以造林模式來達成目的的研究結果。此外，美國國家科學院期刊(PNAS)、生物科學期刊(Bioscience)等重量級期刊也陸續發表生質燃料之能源與環境衝擊相關文章，不一而足。此類研究，可謂風起雲湧，也屢屢成為新的討論焦點。生質燃料，究竟如何管理、如何規範、如何評估，才能符合環境、能源、甚至是農民的利益？
有趣的是，在上述重量級論文當中，直接討論農民利益的論文可謂附之闕如。也很有趣的是，在生質燃料的推廣政策宣導中，除了能源與環境效益之外，喊得最大聲的，還包括提升農業經濟與鄉村發展的政策口號。
我想以另一隻眼來看待生質燃料的發展。這麼做的目的，是在似乎漫布於「以農業作為新的能源革命的利基」的渴望裡，提出一些關於農業與窮人的討論。
我想先談談現在美國的玉米乙醇產業。目前，美國與巴西名列全球前二大生質乙醇生產國，今年年初，布希總統拜訪巴西時，也和巴西立下約定，發展生質乙醇產業。
相較於各界廣泛認為，巴西甘蔗乙醇能源與溫室氣體減排效益較高的結論，美國的玉米乙醇實際上是飽受各界抨擊的。其中，康乃爾大學的昆蟲學家David Pimentel在幾個月前指出，美國種植玉米實際上消耗大量的水資源，每生產一加侖的玉米乙醇，就會消耗掉1,700加侖的水。此外，種植玉米需要施灑大量的氮肥，經由溢流(run-off)，這些化學物質被排到溪流與大海中，墨西哥灣的「死亡地帶(dead zone)」即是因為中西部施灑大量氮肥與磷肥，排入密西西比河再入海而造成的生態破壞地帶。又，諾貝爾化學獎得主Paul Crutzen的研究團隊大約在一、二個月前指出，依照他們的計算，將因為施用氮肥而經由微生物在土壤中產生的硝化與亞硝化作用而排放至大氣中的二氧化氮納入計算之後，美國玉米乙醇實際上不但可能無法減輕全球暖化，反而可能加劇全球暖化。
然而，我們再來看看美國玉米乙醇的生產，是如何受到農業政策鼓勵的。在布希政府的2002年農業法案(Farm Bill)中，包含有生產生質乙醇被視為農業上的環境保護行為的條款，經由此環境保護行為，農民可以獲得補助的獎勵(一加侖51美分)。而傳統上，農業法案鼓勵大面積栽植玉米。而在農業補助上，設有栽種面積的下限，意即超過特定面積的農地才可獲得補助，補助基準為每單位面積獲得特定金額。這樣的政策，表示農地面積越大的農民，可以獲得越高額的補助。因此，在多數農民窮哈哈的時候，拿到最多補助金額的，實際上是不需要經由「補助」來協助存活的農企業，以及投資農業的非農業相關企業(如洛杉磯時報)。產生的負面效應，是推擠掉小農民在市場上的存活率，以及越來越大的單一物種栽培(monoculture)農地面積、施用越來越多的化學藥劑，與越來說饑渴的(農業地區與鄰近溪流等)的生物多樣性。而這一切，都是利之所趨。
而實際上，這種農業政策已行之有年，對於美國整體的農業利益來說，是減少農業生產成本(大規模栽植，壓低市場售價，以補助來彌補農民的損失)。而另一方面，大量生產的玉米(也有其他作物)也被傾銷到世界各地去，特別是開發中國家難以阻擋這類穀物，貧窮農民缺乏市場競爭力。而在生質燃料當紅的今天，即使許多玉米的命運逆轉，作為動物飼料的玉米被拿來生產燃料，發生的效應卻依然是窮人與他國農業受害，已發生的現象包括墨西哥玉米餅(tortilla)的價格大漲，也包括台灣養豬成本大幅提高的現象。
而自前幾年開始推廣的生質乙醇替代汽油政策(如再生燃料標準)，被布希政府視為成功的政策，各界也不免歌功頌德一番，認為「再生燃料標準成功擴大生質燃料的市場需求，進而推動新興科技(如纖維素製乙醇)的發展」。而今年稍早時，布希政府提出新的能源政策，更是希望能提高政策標準，刺激更高的市場需求，加速纖維乙醇科技的成熟。
在《國際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中，一篇文章提到了玉米乙醇政策造成的不公平現象，並指出發展纖維乙醇才是尋求貧窮農民權益的正解，並且鼓吹補助纖維乙醇能源作物的種植(如芒草、柳枝稷)。然而，這篇文章可能忘了提到，如果農業政策不改變，依然獎勵大規模種植、以耕地面積下限與耕低面積大小做為補助的基礎，並且經由全球貿易將(未來)低成本的纖維素生質燃料傾銷到世界其他地方(希望不會發生)，那麼，美國的小農戶與開發中國家的貧窮農民將依然如同現今一般受害。換了能源作物種植，卻不修改政策，可謂是真的換湯不換藥，所謂的能源、環境與農業的三贏，也可說是春秋大夢，被政客給矇騙了。
除此之外，也許還可以做另一個推論，即低碳能源已是發展之所趨。當纖維素製乙醇的科技在已開發國家成熟，其他低碳能源也陸續突破技術成本障礙而進入市場，能源市場上充斥著價格低廉的低碳燃料，但開發中國家的貧窮農民依然仰賴傳統能源作物謀生但技術資源依然掌握在精英權貴手中時，所謂幫助第三世界國家脫貧的理想，恐怕又將被束之高閣，成為空洞的口號了。
或許，聯合國在近日內所提出，緩議生質燃料發展五年的建言，可稱得上是明智之舉。生質燃料發展的空窗期或可提供各界反思評估基礎與建立科學立論證據的時間，以維護所謂環保、能源與農業三贏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