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很多沿海低窪城市正受到自然災害的嚴重威脅，尤其是很多重要的經濟發展中心。
中國許多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建設了交通、電力等設施，卻忽視了環保基礎設施。
由於資源豐富、運輸便利，沿海地區是全球人口分佈最密集的地區，有13%的城市人口居住在僅占世界陸地面積的2%的低海拔沿海地區，其中人口超過500萬的城市有65%分佈在這一地區。根據聯合國對這些城市受到颱風/颶風、洪水、滑坡、乾旱等與天氣有關的自然災害風險的評估，發現許多沿海城市是災害風險集中而高發的區域。
非洲和亞洲雖然城市化水準低，居住在沿海地區的城市人口比例卻遠遠高於北美洲和歐洲，尤其是亞洲，容納了全球低海拔沿海地區3/4的人口，世界2/3的城市人口。這使得許多發展中國家城市更容易遭受到海平面上升和海洋災害的影響。國際紅十字會發佈的《2008年世界災害報告》指出，2007年亞洲發生了15次受影響人數超過100萬的自然災害，其中，中國的水災影響了1億人的生活，印度和孟加拉水災影響人數也分別超過1000萬。2008年5月發生在緬甸的強熱帶風暴，致使全國近半人口受災，近8萬人死亡。
中國海岸線漫長，沿海低窪地區約占整個海岸線地區的30%，70%以上的大城市、50%以上的人口及70%以上的工農業產值，分佈在沿海及東部地區，而這些社會經濟水準相對較高的地區容易遭受到颱風、洪澇等氣象災害襲擊。經濟與合作組織（OECD）的一項研究表明，如果對全球暴露於洪水風險中的沿海城市按照人口和社會資產排序，中國的廣州、上海、天津、寧波等城市均位列風險最大的前20個城市之中。這些發達的城市在日益頻繁的氣候災害面前已經表現出異常脆弱的一面。2008年6月以來，廣州、深圳、上海、海口等多個沿海城市先後遭到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不遇的暴雨、水災的襲擊，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實際上，不僅僅在沿海地區，近些年，中國內陸許多城市也頻繁遭遇到極端天氣事件的襲擊，如2007年7月重慶遭受115年來最強雷暴雨襲擊，濟南遭受有氣象記錄以來最大暴雨襲擊。
許多城市面對災害束手無策，損失慘巨，即使生態環境良好的城市，也暴露出面對氣候變化的脆弱性，2008年7月的昆明暴雨造成城市80％以上的道路交通癱瘓，機場關閉8個小時，使得春城成為一片澤國。
不合理的城市化和城市發展模式加劇了發展中國家及其城市應對氣候變化的脆弱性。首先，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和防災能力跟不上城市發展的步伐。中國許多城市在發展過程中重交通、電力等設施，忽視環保基礎設施，以城市排水系統為例，管道設備老化加上雨汙合流的功能設計，在排水、防洪等方面埋下了嚴重的隱患。一些城市如濟南、重慶依然延續著舊城市規劃遺留的不合理的區位佈局，加劇了城市潛在的生態和環境風險。
第二，中國許多城市由於對勞動力的巨大需求，近年外來人口大量湧入，超過了城市的接納能力，在城郊結合地帶出現大片外來人口的聚集區，供排水、廢棄物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滯後，一旦發生城市氣象災害，會加劇城市邊緣地帶的受災程度。
第三，城市化和工業化驅動的勞動力轉移模式加劇了沿海地區的風險壓力。在中國，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從貧困內陸地區向沿海發達地區流動，充足的勞動力一方面大大促進了中國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沿海地區過於密集的人口分佈。在2008年春節期間，被稱為中國當代「最大規模人口遷移」的農民工返鄉潮遭遇南方的雨雪冰凍災害，鐵路、公路癱瘓，數百萬人被困在車站。為了減小沿海城市氣候變化風險的潛在脆弱性，需要重新思考傳統的以外向型經濟為動力的經濟增長模式及城市化模式，改變單一的勞動力流動模式，採取措施引導勞動力從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的經濟中心移徙。
綜上所述，在日益加劇的氣候變化風險面前，中國城市所面臨的問題不僅僅表現在城市規劃、防災基礎設施和災害應急能力等方面的改善，更應該從經濟區域佈局和人口發展的總體戰略，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內在缺陷等方面進行深入分析，以便從整體上增強中國及各城市應對衝擊的適應能力，避免單一的問題引發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負面效應。從這個角度思考氣候變化對中國城市和城市化進程的影響，應該更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