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如火如荼地舉辦了兩週的氣候變遷會議，在近年內，無論是討論何種議題，也很難得地聚集了一百多位國家領袖(儘管時間不一) ，討論攸關全球人類未來的氣候變遷議題。
與十幾年前的京都議定書相較之下，這次會議討論顯然更為進步，小國處境與發言更被重視，討論的核心國也和之前成員國改變許多。小島國家、美國、印度和中國大陸所扮演的角色更為突出，這亦顯示國際經濟體環保態度與價值的差異、經濟實力消長的變遷。
歐盟和日本等傳統環保大國仍更積極尋求重要突破性的成果，美國在歐巴馬總統上任後，不顧國內利益團體的反對，更積極面對其全球性的環保責任，而中國大陸似乎在口號上也頗為響亮，似乎這個關係全球人類生存的共同議題終於有突破發展的機會。
可惜弱國雖然發聲管道增多，權益似乎仍為主要經濟體掌握。在此會議雖有不少想要有所作為的領導人，但會議談判結果基於各國政經發展的現實，和理想成果仍有很大差距。雖然很可惜最後沒有實際達成協議，但能讓各國領導人對環境議題如此重視，還是很不簡單的進展。
只是該做的還是太多。和京都議定書一樣，或許在短期內，還是不能對這類會議有太大期待...但國際約束的力量還是非常重要，不過短期內從區域經濟體自己的商業環境約束下手或許可能，如訂定更嚴厲的ISO標準等，或許還有可以做的事，來約束可能的污染大戶。而且很多問題還是回到各國內部，考慮其各自的政經環境後，才能制定並推動可行政策。
日本他山之石：政策手段引導產業結構調整
以日本如此重視環保的國家為例，環境稅理論發展了這麼久，到現在還是無法實施。但日本政府還是以其他手段 (大部是獎勵和補貼) ，引導企業進行結構調整，成果也是非常突出。此外，媒體扮演的角色也很成功，無論地方與東京主流媒體，對推動國民環境意識和對政府與企業造成的壓力，也是日本得以成為環境大國的原因之一。
回顧日本的民間環境運動，似乎可分為兩個階段。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是高度污染時期，媒體與民間團體似以監督抗爭污染行為為主。而進入1990年代以後，隨著政府對污染防治設備的大力補助與泡沫經濟衰退，大規模污染行為大幅降低，媒體與民間團體也轉型為與政府協力推動環境運動的角色。無論在生活環境的二氧化碳減量、河川森林環境保育(里川、里山文化活動)與廢棄物回收減量活動，都有很多感動的過程和成果。企業也提供許多資金補助民間環境與文化保存活動並積極研究環境友善生活科技。目前似乎可視為政府、企業與民間三個主要主體一個理想的互動狀態。
在此同時，日本學界也將環境學融入各個學門，從文學、社會文化、醫學、工程、農業、科學、商管等領域皆投入各學門或跨領域的環境研究，特別在污染防制科技與二氧化碳與其他環境負荷排放和生活與產業的互動分析有深入的探討和推估。
對未來公私部門的努立方向的建言
若以日本的環境運動發展過程為例，其實在公私部門都已經有不少類似的努力在台灣實踐。但不管我們是否能參與國際協定，還是有一些方面可以嘗試和努力。
首先，如同中國大陸被攻擊的一點，就是建立完整、科學且透明的二氧化碳排放盤查與稽查制度與資料庫。這點我想是不止中國大陸，這是全世界都很弱的一環，但也是氣候變遷政策的最重要基礎。其次是改善大型基礎公共建設的思維，推動綠生活所需的基礎建設，包括更多的再生能源發電、綠建築、大眾運輸設施、自行車專用道與通行橋樑等。在此基礎下，環保署推動的綠生活運動才有可能深耕。
最重要的是民眾、企業、與地方政府環境意識的提升。其實在台灣， 學界與中央政府都有許多好的環境研究與政策，但企業基於成本考量配合度不高，工廠污染事件仍頻頻發生；中央政府政策到地方，由於人力不足或跨局處合作不夠，環境政策仍鮮少成為地方政府施政核心；此外，民眾力量若能因勢引導，透過消費習慣改變與營造永續生活方式，才可產生決定性的市場力量。
推動官方與企業的綠色帳固然重要，民眾本身的環境友善行為影響更是深遠。在此當下，政府或許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經驗，除了考慮稅收的強制作為外，提供更多的補助和獎勵也有許多的可能性。
雖然眼前哥本哈根協議失敗，但許多的環境現狀資訊和未來警示也因而被大家重視。雖然結果對降低目前情勢急遽惡化的全球氣候變異風險是一大挫折，但或許這仍是一個從下而上，改變人類非永續生活方式一個好的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