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十年來，台灣氣候變遷明顯加劇，以賀伯與莫拉克颱風來說，兩個颱風都在八月初襲台，颱風來臨前都處於缺水告急的緊張狀態，颱風來臨時瞬間降下近一年雨量，暴雨成災，但在颱風過後，依舊面臨長時期缺水的尷尬局面。
很明顯的，可據以歸結出以下兩項事實：一、極端氣候已經趨於常態化；二、旱澇災情將會更趨頻繁。
氣候變遷是全球性議題，國際組織IPCC因此發展出兩種因應策略：一、調適（adaptation）二、減緩（mitigation）。前者點出我們需與自然環境和平共處；後者則提醒我們需要透過政策，在產業結構上進行調整，以有效減緩溫室氣體排放。
低水電、低油價政策若不改變，一切都是空談
儘管近十年來公民環保意識抬頭，但卻一直無法在政治上獲得支持來發展出有力道的變革方案，這跟我們立法院藍綠對立的氛圍有關。不像歐洲國家的總理上台，談的是環境政策；台灣在社會認知普遍還是期待經濟發展的氛圍下，政治人物通常不願意冒著喪失選票的風險來大力推動相關環境政策。這就造就出每個人都可琅琅上口一套洋洋灑灑的環境說詞，但卻給不出一套實際可行的政策。
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我們一直以來的低水費、低電價、低油價。因為低油價，相對鼓勵私家轎車的發展，而不是盡可能朝向大眾運輸系統規劃；其結果就是拼命開路，連帶破壞環境生態。
同樣的，低水、低電的政策若不調整，我們在談節水與節能政策，就很容易流於沒有效益的空談。因為水費太便宜了，產業界就不會努力發展出節水的技術與產業；因為電費太便宜了，在欠缺誘因之下，產業界自然也不會積極發展再生能源技術與再生能源產業。
唯有調整以上政策，才有機會讓台灣的產業升級，進而創造綠色商機，甚至進一步讓台灣往亞洲綠色產業中心的方向努力。
至於擔心流失選票的問題，其實也不是完全沒有解套的方法；例如只要採行「差別費率」，對於經濟弱勢族群等，透過政府補貼等方式來彈性因應，就可降低對於一般平民百姓在生計上的衝擊。
提昇公民意識，創造由下而上的對話機制
國外如英國、荷蘭等先進國家，他們的環境政策常常為我們所稱羨；但我們不應只羨幕人家的結果，而忽略了人家的過程。
這些國家過去也一度是拼經濟而犧牲環境的汙染大國，但透過其公民素養與對話機制，卻可以很成功的轉換社會的價值觀，進而往尊重自然環境的方向努力。反觀台灣，我們較欠缺彼此對話的文化，這就容易造成彼此不信任、甚至對立的狀態。
在建立彼此良性對話時，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我們必需學習彼此尊重，同時避免使用負面語言（negative language），不然，往往在溝通開始前就已經造成雙方的嫌隙與鴻溝。
當然，良好對話文化的形成，透過示範性計畫的實例演練，會是一個不錯的開始。以我自身曾經參與其中的中港大排整治工程來說，當初為了撤掉水溝蓋，必須減少四百多個停車位，車主一開始自然是極力反對。在我們花了100多個小時，陸續與當地學校、居民慢慢溝通後；他們不僅接受了替代方案（在步行約五分鐘處，幫車主另覓停車處），更出乎我們預料的是，他們甚至主動提議，中港大排沿線以後不要再讓車輛進入，好維護小朋友更安全的上下學空間。
這樣的溝通對話，就是要由下而上地形成團隊，建立彼此的夥伴關係，然後納入各種不同層次的對話，找到彼此共同的立基點。此外我們也將文史工作者納入工作團隊當中，希望藉此營造出新莊地區的新文化氛圍。總之當環境變好了、水質也改善了，透過密集溝通的過程，居民在公共議題上的公民素質也因此大幅提昇了；這就是一個雙贏而互惠的良性互動。
學術研究風氣，需要更為踏實
台灣在能源、水資源、替代產業等重大關鍵政策上，之所以顯得不夠周延，除了欠缺堅實的智庫外，台灣學術研究的氛圍不夠踏實，也是原因所在。
雖然台灣的學術研究機構，每年都推出大量的研究論文，但是這些研究論文卻都被束之高閣而未被政府採用；其原因就在於這些研究內容還不到位，距離政府可據以實施間，還有二、三年的研究落差。
當然，教育部以及國科會要為此負最大的責任，因為教授的評比與升等需看SCI論文出版的數量，造就大家重量不重質、挑小不做大的現象；這形同間接不鼓勵學者將研究成果轉化為政策。
台灣環境問題的邊界條件在中國大陸
其實談台灣的環境問題，無可迴避的一定需面對兩岸問題，因為我們邊界條件的另外一端，就在中國大陸。
台商在中國大陸發展已經是既定的事實，在此一市場與商機上，兩岸無法切割，如何積極尋求合作互補，才是較務實的做法。
而近年中國大陸積極厲行節能減碳，甚至所訂定的清潔生產規範都較台灣嚴格，是我們應當用心來因應的。舉例來說，中國南京大學的全球氣候變遷學院，是找一位經濟學的專家來領導，因為清潔生產是跨學院（工學院、法學院、商學院）的專業，必須納入生態經濟、循環經濟等思維，才有可能建立起一套「可操作的模式」。
台灣在這方面，是否能有效整合新的人才、技術，以及法律、金融等專業，將決定我們能否因應這波綠色產業的新局面，不然就將從此出局。
※ 本文由李鴻源口述，蔡錫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