螢幕上，世界各國元首或高階官員一位接一位輪番上台，看著講稿說著「我們支持…永續發展…」的類似話語，語調慎重，卻也低沉而遲緩，而內容，則缺乏新意。記者轉向周邊研討會，尚比亞總統薩塔（Sata）等一干領袖級人物在台上，主持人煞有其事提問，元首則緩慢念著稿件，宣讀類似的永續發展宣言。
沉悶。這是Rio+20永續發展高峰會20-22日會議期間，各國元首開始抵達里約後的會議現場側寫。就如同20日開幕當天，里約交通管制下的道路一樣，遲滯而阻塞。
《我們希望的未來》在先前的預備會議就已寫好文本，主辦國巴西政府為求務必要有宣言產出，大會變成文本追認會議，捨棄了路線的辯論。於是，每個元首或代表上台發表宣言，媒體室或大會食堂的電視牆上，永遠是一張照本宣科的臉孔。
理論上，如果不想花時間在主議程爭論文本內容上的調整，大會也應該要聚焦在激盪出「實踐方式」，但並沒有；所謂的+20，也意味著這個時間點和1992年首次地球高峰會的比對，檢討這20年來哪裡做得不夠，但也沒有。
是前進20年，還是倒退50年？
1962年美國科學家瑞秋‧卡森寫出《寂靜的春天》，1987年聯合國出版《我們共同的未來》定義了永續發展，如今Rio+20歷經兩年籌備，原本希望提出更具開創性的《我們希望的未來》文件，但整個文本捨棄了爭議的部分，變成只剩理念，而欠缺行動與時程的宣言，「我們重申…」、「我們確認…」、「我們認識到…」、「我們注意到…」充斥，「我們承諾…」、「我們決心…」極少。
台大政治系助理教授林子倫說，《我們共同的未來》提出之時，還有一些公約的雛型出來，例如生物多樣性、氣候等；此次《我們希望的未來》，卻看不出超越的理想性。
無怪乎民間監督團體ETC group（http://www.etcgroup.org）質疑，我們究竟是前進了20年，還是倒退了50年？（Rio+20 or Silent Spring-50?）。
綠色和平國際總部執行長Kumi Naidoo則批評這是歷史性的失敗，「我們都見證著世界領袖三天下來空泛的詞藻…我們急需公平、生態與經濟提出歷史性的方案來應對危機，但各國政府失敗了。」
民間參與形式有進步 透明度則不足
「這樣的文件，變成一堆高官堆砌出來的，某種程度來看，公民社會並沒有參與進去，力量沒有發揮」林子倫說。印度環保先鋒席娃（Vandana Shiva）諷刺，那是一堆「西裝人」行禮如儀的場合。國際環保團體地球之友（FOE）在大會第二天原本申請的周邊會議大門上貼上條子：「我們要離開這個死氣沉沉的地方，到People Summit去了」。
聯合國從1992年的里約地球高峰會起，民間參與就是分成婦女、原住民、青年與兒童、地方政府等九大領域，劃分為九大「主要團體」（major groups）來做民間代表；林子倫認為，當時聯合國雖設立這樣的機制，但並沒有積極推動，比較是象徵意義；20年過去了，雖然有些進步，但就結果看來，參與度還是很弱。
先是青年團體MGCY抗議在19日抗議文件中取消了「未來世代監察員」的角色，在開議後尋求改變文本卻無效下轉而失望，21日當天下午更宣布退出大會。
這和巴西政府為求無論如何要有文件產出、不惜刪除爭議內容的態度有關。果然，在民間聲音進不去，「行動」在文件中缺席，民間對大會成果極度失望。
訊息透明度也是問題，林子倫說，他參加這麼多次聯合國會議，「這是找資料找得很辛苦的一次。不管是追蹤大會的進度、文件修改的版本，都找不到。」
歷次聯合國大會包括氣候變遷會議，固定與聯合國官方合作的智庫機構IISD，每日均會發布大會協商進度的電子報（ENB），這本來是最即時的訊息發布來源，但這次內容卻乏善可陳，讀者無法從中追蹤大會最新動態，甚至有某幾天還沒有發送ENB電子報。
好吧，還是有進步
會議也非一無是處，至少在高階的永續意識提升與部分決策參與機制上，部分狀況有了改善，至少是妥協性的改變了。
既然中央政府沒什麼好期待了，至少在決策機制上，地方政府決策角色有可能提升提升。林子倫說，這次地方政府很努力，更願意提出具體行動；特別是包括台灣五都在內所組成的「地方環境行動國際委員會」（ ICLEI），特別選擇在Rio+20之前先舉辦一場年會，產出對大會的建議（Message to Rio）。促成的結果是，文件中強調了地方政府、或「次國家政府」的角色，這是比21世紀議程（agenda 21）進步之處。
只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趙家緯也提到，地方政府層級有心要實踐，還是需要國家的支援。例如在很多場邊會議提到綠色經濟、稅制改革、生態系價值計算或取消化石燃料補貼等議題中，都提到要去管制市場，不能放任市場；這還是需要國家的力量。
另外，「綠色經濟」與「綠色成長」，或「包容性綠色經濟」等口號喊得響亮，儘管發展中國家對先進國家使用此概念有「漂綠」的疑慮，但大致上可說，其核心原則已是每個高階官員認可的概念了。
只是不管說綠色經濟還是綠色成長，批評者認為仍不脫「經濟」與「成長」為重的舊思維；林子倫表示，這或許是把永續、環境思維強迫讓首長買單的一種策略，不脫妥協下的產物，但至少就目前的狀況看來，使用這樣的概念還能接受。
林子倫表示，「綠色經濟」這個名詞，至少對台灣是有意義的，因為這可以更明確表明永續發展是跨領域的，不會只有環境。
這意味著，綠色經濟不是只有環保署的事情，經建會可因此有主動的角色，不會只管氣候變遷的調適。趙家緯也提到，至少「綠色就業」十年前是沒有的，勞委會就可從這個角度參與進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