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不幸地，但並不令人意外，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杜哈回合談判（Doha Round）在2012年結束之前依然難以有所進展。然而，一次又一次的破局讓延宕逾十年而未果的杜哈回合無形中透露一項重要卻寧靜的政治現象：世貿組織中絕多數會員國彼此各自為政，私下朋黨結盟，背離貿易自由化真諦的現實主義擊敗了多邊架構下的貿易協商與平等機制，以及消除保護主義與歧視性貿易措施的核心原則。如果當前經貿全球化還有那麼一點「自由的」氛圍，恐怕更多是源自區域性的貿易協定與合作建制（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東協加一、歐盟等），而非奠基在1995年設立與預期的多邊貿易制度：世貿組織。
迄今年的1月15日，計有511個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向世貿組織進行通報。其中，319個已經正式生效。這些RTAs均有一個共同性，即在少數特定國家或獨立關稅領域間實行較高程度的貿易自由化規範，但對於非區域協定的其它世貿組織會員則形成直接或間接的限制與排斥。不少既有相關研究從「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兩種效果切入，指出RTAs非常可能是一種弊多於利的策略選擇，並成為全球貿易自由化與環境永續的絆腳石。但事實上，從1958年1月1日生效的《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EEC Treaty）起算至本月16日歐盟（EU）與新加坡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可望明年在美國主導之下完成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這些數目上不斷增長的RTAs一再地揭示了區域貿易整合難以抗拒的魅力。究竟，RTAs促成的貿易自由化與WTO所指涉的貿易自由化有什麼不一樣？
實務上用以評價伴隨RTAs而來的自由化程度是優是劣有一個關鍵指標，就是觀察RTAs削減了多少關稅和非關稅貿易障礙（特別是各種扭曲市場競爭的補貼措施）。根據《經濟學人》轉述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2011年的研究報告，基本上過半數以上的RTAs，無論是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簽訂的或是發展中國家相互間達成的，均大幅縮減了關稅與非關稅的貿易障礙。然而，這樣的觀察存有盲點，因為許多非關稅障礙是高度隱匿和不易被發現的。毋寧，單單降低進口貿易的關稅或是削減有利出口競爭的補貼，並不能代表RTAs為全球貿易自由化做出了貢獻；相反地，被忽略的負面效果與寧靜風暴可能已在悄悄醞釀。而這正是RTAs的貿易自由化異於世貿組織自由化的主要所在之一：不透明。
舉例來說，同一個RTAs的締約方可以制定貿易規範簡化彼此商品標準、檢疫與認證的各種技術性問題，使得RTAs生效後彼此貨物或服務人力的流動與通關程序較未能參與同一個RTAs的國家便利，此無形中不但製造了歧視性的門檻，更加大了不公平的貿易競爭力落差。同時，對以全球市場為獲利主力的跨國公司而言，必須要視不同的區域貿易規範來調整自己的商品製程或規格，無形中增加了許多營運成本，稀釋獲利空間。基於成本轉嫁法則，消費者自然也就無法真正在供應鏈的末端享有價廉物美的商品。
RTAs的貿易自由化還有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它是建立在明顯的權力政治之上而不是民主政治。詳言之，區域中的大國在協議談判的過程中佔了優勢，擁有許多軍事、政治或其它的議價籌碼來主導RTAs的內容和未來運作方式。美國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法國在歐洲經濟整合，巴西在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的強勢與自利均是明證。以農產品為主的跨國糧食貿易來說，2010年的全球農業生產支持（GSAP）指標顯示，美國農民獲得的官方補貼高達420歐元，是墨西哥的10倍以上；法國長期以來都是歐洲共同農業政策中獲利最多的會員國；至於巴西，雖非如同美法作為農業補貼大國，但利用南方共同市場此一區域合作機制作為壯大自己平衡美歐的工具，同樣是權力政治的體現。
不透明與不民主的貿易自由化在未被世人真正理解以前，藉由披上全球化與經濟成長的美麗外衣，矇騙了我們的雙眼與理智。於是乎，當代國家多以追求經濟發展為首要顧念，容忍對環境議題的漠視。但實際上，我們所追求的貿易自由化是偏狹的、失衡的，甚至是不友善於環境的。即使目前多數國家和國際社會已有一系列的環境保護政策，但成效顯然不彰。以可算眾所皆知的全球暖化而言，在這史上年均溫最熱的2012年，甫於中東卡達（Qatar）結束的第18次全球氣候變遷會議（COP18）本該是承先啟後的關鍵氣候治理契機；總結「京都機制」的過去，並在「德班平台」上建構可能的永續未來。但從聯合國氣候變遷秘書處最終公佈的新聞稿與談判文件觀之，無疑又是一場浪費時間、資源與人力的國際聚會。然而，世人是否同時注意到，溫室效應氣體的主要排放國是經濟與貿易活動興盛的國家（例如美國或金磚成員國如巴西），他們透過高度工業化與密集商業化來賺取全球財富，成為最大的貿易自由化受益者。但其促成與遺留下的環境危害卻轉由全地球人共同承擔，特別是那些經濟弱者與被RTAs邊緣化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