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之前，一位正在就讀社會發展研究所的學生崔愫欣，因為以「反核運動」做為論文題目，只要一有時間，她便會帶著一台小攝影機獨自到北台灣海岸邊的貢寮鄉去蒐集各種資料，因為核四廠預計要興建在貢寮的海邊。由於她沒有受過拍攝紀錄片的專業訓練，因此鏡頭總是搖搖晃晃的，收錄聲音時也有許多雜音，但就是這樣憑藉著一股天真熱情和傻勁，在六年的時間裡，訪問了許多當地居民對於核四的看法，記錄下因為核四而在貢寮引發的許多事件、政府對於核四政策的反覆，以及這個小漁村所默默承受的龐大社會壓力，它的美麗與哀愁。
這些影像最終經過簡單的剪接，成為了碩士論文「貢寮的反核運動紀錄」的一部分，取名為「貢寮生與死」，意指1980年的一個國家政策將改變貢寮未來的命運。然而在一次機緣巧合之下，這些雜亂的影像經由當時全景傳播基金會的協助，有了重新整理剪接的機會。於是在加強了敘事方法、電影語言與故事軸線後，影片不只梳理了反核運動的始末，也傾吐了貢寮人們的反核心聲和原委，於2004年正式完成了紀錄片《貢寮，你好嗎？》。
反核始末
反核運動事實上是台灣歷時最久、能量最強的社會運動之一。1979年時美國三哩島發生核電廠事故，引發專家學者始質疑台電的核電政策；但1980年時台電卻提出了興建核四廠的計畫，並在1983年完成了貢寮的土地徵收。此後，「核四廠的興建與否」隨著不同的事件（包括1986年的車諾比事件、2011年的日本福島核電廠爆炸）引起大眾注意。到了90年代時，因為政治解嚴，人們開始有機會接觸公共議題，許多人民與環保團體開始走上街頭，強調核能電廠若有意外將帶來毀滅性的危險，並在頭上綁著喊「反核」的黃色頭帶，但政府在1992年卻提出了核四興建案，指出這是未來最環保和節能的發電方式，並在1999年正式動工。
2000年時，以反核為競選政策的民進黨政府上台，隨即宣布停建核四，但卻引來立法院的反彈，提出罷免總統、彈劾行政院。核四停工了100天之後，最後因為憲法和巨額違約金的壓力下和立法院協調，並宣佈復工。
這是反核運動的簡單背景。無論是「戒嚴時期」或「解嚴」之後，核能電廠的興建與否一直都是備受矚目的社會焦點，特別是核四背後牽扯著巨大的利益與國際壓力。在這樣的情勢下，「贊成」或「反對」的意見很容易被貼上政治標籤，特別是核四若是停工違約金必須全民買單。這使得支持反核的貢寮人民始終遭受到強大的輿論社會壓力，彷彿必須背上社會的十字架。貢寮因為核四廠的興築，海岸持續被破壞，珊瑚礁因為土石汙染而死亡，漁民們補不到魚，人口也大量外移，但核電廠在決定蓋在他們的家鄉時，到底誰又傾聽過他們的心聲呢？
貢寮，你好嗎？
崔愫欣說，因為她看見貢寮人為捍衛家鄉所付出的青春歲月，她聽見貢寮人在反核道路一路走來的心酸血淚，她只知道她必須記錄下這一切，她想講一則屬於這個小漁村─貢寮的故事。
因此，《貢寮，你好嗎》顯然帶有一定的立場和觀點，但這並不是一部反核四的宣傳片。相反地，影片藉由書信的往返，寫信給因為意外事件（1003事件）導致保警死亡，必須坐牢的林順源，以感性包裝理性，帶領觀眾以一種深情、細微、總被人忽略的溫柔視角，去觀照那個少人知曉和關心的內心世界，揭開了貢寮居民們長期受到外界誤解與強大壓力的那一面，講述著地方小人物為自己家鄉奉獻努力的故事。
日本著名的紀錄片導演土本典昭曾說：「我一直堅持一個『拍電影的外來者』的立場。即使在水俁（日本水俁病的發生地），我也從來沒有做過用自己所學會的方言來和對方靠近的事。」不會說台語的崔愫欣（外省第二代）也是這樣子謹守著自己的本位，以一個外來者的立場去闡述自己在進入貢寮，和當地居民相處後所看見和發現的許多事情。
她以包容與理解的態度，讓觀眾跟隨著自己本身外來者的資歷與涉入過程，願意仔細聆聽貢寮人的心聲與反核的原委，進而能理解他們究竟堅持的是什麼，又是怎麼樣的強大信念支撐著他們繼續努力……。換句話說，片中的人物不是悲情的訴求者，他們每個人都擁有著鮮明和立體的「尊嚴」形象！
貢寮居民因為憂心自己與後代子孫的生存環境而願意站出來，說明了人民政治意識的形成其實來自於對身邊事物的關心，因而反核也成了一個政治事件，必須寄託參與政治的方式獲得解答。在長期的拍攝下，《貢寮，你好嗎》幾乎記錄下了反核四過程的每個重要時刻，也經歷了三個不同時期執政團隊的反覆政策。貢寮居民在2000年總統大選時，將反核的理念寄託在民主選舉當中。他們到不同的場合去攔見不同政黨的候選人，期望候選人能對核四表態，並具體承諾反核的政見。只是，事實擺在眼前，就像我們所知道的，這些都只是選舉支票，是政治利益下的犧牲品。
台灣曾經歷過重大的苦痛和奮鬥，好不容易才獲得了珍貴的民主自由，然而《貢寮，你好嗎》卻透露了即便我們擁有了民主，但我們還是無法全面性地寄託以民主參政的方式（選舉投票）去實現某些理想。這也是《貢寮，你好嗎》和某些以抗爭姿態去記錄社會運動的影片要來得更珍貴之處，同時也是更令人心碎和悲傷的點。因為在這層意義上，我們曾經信仰的民主卻彷彿死亡了一樣，悲哀的是，人們企圖改變現實的方式，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號召更多人的力量，走上街頭大聲說出自己的訴求。
紀錄片的力量
完成《貢寮，你好嗎》後，2005年全景傳播基金會和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合作，在全台灣各縣市開始了為期四個月的巡迴放映，導演和工作人員帶著影片放映了約40場，場場都進行映後座談。
但他們並不談論拍攝影片的甘苦，而將焦點對準公共政策和環保意識，打破一般人對於能源（核能）的印象並鼓勵觀眾實踐。更特別的是，他們在現場發放明信片給觀眾，並架設攝影機，希望觀眾在看完影片後能寫一些感想或對著攝影機吐露心聲。完成全部的巡迴場次後，這些明信片和影音紀錄將帶回終點站「貢寮」，分享給當地的居民，幫他們打氣。於是在環島不知多少次的情況下，放映地點遍佈了書店、校園、藝文中心、博物館、古蹟、社區大學…等等，三千多名觀眾的年齡層散落各方，也回收了一千三百多張明信片。這次巡迴扎扎實實的以紀錄片落實了公民意識與環境的教育。
2005年8月26日，《貢寮，你好嗎》展開巡迴的最後一站，在貢寮仁和宮的廣場放映，現場有許多在地居民，還有許多從外地來相挺的團體與朋友，觀眾席上除了白髮斑斑的長輩外，也有許多年輕的學子。在簡單的致詞與介紹節目流程後，影片開始播映。而這次播映，是第一次在貢寮當地的大型公開放映，第一次看這部片的貢寮人會有什麼樣的感覺呢？在座者無不專心的觀看著。
或許因為影片議題是沉重的，這次放映帶著一種嚴謹的氛圍，在場者緩緩安靜地看著，看著幾個已逝反核前輩的身影，看著自己在片中的模樣，看著過去反核的辛酸血淚，他們始終不發一語，只是默默地藉著眼淚，排解這些年來抑積的龐大壓力……。影片播映之後，他們仍不願意多說什麼，沉默但頻頻拭淚。主持人吳文通在活動最後說：「我對未來還是很有信心的，只要我們堅持下去…」崔愫欣也說，之後她仍會帶著影片應邀巡迴。
一部優秀的紀錄片總被要求在導演、被攝者、觀眾三方之間都有正面的影響。而當崔愫欣哽咽地講述著影片的點滴，貢寮鄉親沉默的應許，還有來自那麼多觀眾的正面肯定時。《貢寮，你好嗎？》真的完成了一個創舉，一個很棒的紀錄片旅行與任務。
一部優秀的紀錄片也不會因時間、時代而褪色失去價值，相反的，時間而更能襯托出影片的好壞，因為它為歷史留下了珍貴的紀錄和反省。《貢寮，你好嗎》裡頭所載記的，是人們為了台灣命運曾努力掙扎過的動人身影，是一份愛鄉愛土的真摯感情；《貢寮，你好嗎》中所彰顯的價值，是唯有帶著謙遜、同情、理解的態度來面對這個世界，真正公義的社會才有可能。
※ 本文轉載自電影。人生。夢：紀錄片，原刊於2011年「康熹公民報報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