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木馬入城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拒絕木馬入城

建立於 1987/04/01
作者:楊憲宏

3月中旬,美國杜邦公司突然以電話通知台北市各大報紙、新聞媒體的編輯部,要召開記者會:宣布杜邦放棄鹿港設廠的計劃,理由是,杜邦已無法與鹿港人溝通。長達一年餘鹿港人反杜邦運動的對立局面,終於打上休止符。


鹿港反杜邦事件雖落幕,卻留下不少懸而未決的疑問,以及將來會怎麼發展難題,值得社會大眾深思。

懸而未決的問題是:
一、杜邦公司對台灣的興趣,是基於什麼利益的考慮?
二、杜邦公司二氧化鈦廠製造出來的高濃度廢水是否可以在台灣海域內「深海投棄」?
三、杜邦公司如撤銷在台投資,對外人投資真的會產生負面影響?對台灣經濟的衝擊真的會很大嗎?

四、讓杜邦在台設二氧化鈦廠,中華民國到底有什麼好處?

發展中的難題是:
一、鹿港反杜邦的街頭運動「自力救濟」對普遍受汙染之害的台灣居民是否具傳染力?
二、將來杜邦公司二氧化鈦廠的防治汙染的能力是否有說服力?
三、衛生署環境保護局是否能夠制定出管理二氧化鈦汙染的國家標準,地方環保局是否能夠執行?
四、經濟部有關單位將來的立場是什麼?
五、執政黨將來的立場是什麼?
六、在鹿港反社邦運動中應運而生的「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下一個工作目標是什麼?

這些問題自鹿港發生反杜邦事件之後,便沒有機會釐清。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多重因素下,杜邦問題已複雜到只具政治價值,而不具科學討論意義。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杜邦公司未能做好設廠可能性的先驅研究是主因;政府部門反應遲鈍、低估住民力量、不重視民意,封建、權威心態,使主事者對社會變遷的感應有嚴重時差。事件發展中,杜邦公司姿態過高,一直將談判對象放在原就與他們同一立場的經濟部,並想藉赴美參觀「說服」媒體,輕忽尊重鹿港居民意見的重要性。

國民黨則在面臨去年年底立法委員大選,怕杜邦事件刮走選票,做出妥協動作,更使問題急速「政治化」。

中部地區黨外勢力在這段期間,不斷強化杜邦與國民黨的關係,並放出許多捕風捉影的消息,使杜邦設廠的問題,隱隱含有國民黨與黨外處於對立的氣氛。到了這種情境,政治化已成杜邦事件不可挪移的上調。

從這個視角觀察杜邦事件,應可理解,為什麼杜邦必須放棄鹿港。放棄的主要原因也絕非杜邦所說:「受力無法在理性的基礎上溝通。」如此簡單理由。


杜邦公司在這一年餘,總算摸清楚台灣地區的政治社會現狀。他們有足夠聰明才智瞭解,如繼續堅持設廠鹿港,將成為此地政治勢力角逐下的犧牲。

台灣杜邦公司總經理柯思祿有一次與筆者交換意見時表示,他很覺困惑:「不知道到底是誰在管事。」有關杜邦案,他發現似乎許多官員都有權管一下,卻未必管得徹底,因為沒有人能告訴他,到底結果會是怎樣。

柯思祿在此次談話中,批評了台灣官僚體系最「一針見血」的話,「我看不出有任何程序(process)可供遵循。」他的意思是,任何行政體系,應有一套「程序」讓守法者跟,如果守法者有本事跟完了,就可以得到完美的結果。「沒有程序可供遵循」,號稱美國第一流的化學公司,終於見識到「第一流」的行政品質。

他會見筆者時,正是選舉結束之後。筆者問他,選舉中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馬樹禮約見他,並面告,「國民黨與民眾站在一起,鹿港人不要,國民黨也不要。」這些話,是否意思表達得很清楚。柯思祿的回答,十分耐人尋味,他說:「意思很清楚,只不過,我沒想到那些話是要用來發新聞的。」

在處處都感到有「政治意味」的情形下,杜邦公司自然會覺得很不自在。即使當年決定到台灣投資曾獲此地的「政治實力派」人士支持的杜邦;到這地步,恐怕也感杯水車薪了。

國民黨方面,就算當時做成杜邦投資案時,有什麼「首肯」之類的允諾,此時也不得不另作計議了。

杜邦案爭議之初,曾有政府官員以「深明大義」的口氣表示,不應反對杜邦到鹿港設廠,勸反對者要為國家利益多想,要計算杜邦若不來,我們將有多大的損失。持這種想法的官員顯然不把「民心」當一回事。他們沒想過,得杜邦而失民心,那國家利益又將是怎麼算?

「得杜邦而失民心」,部分國民黨官員後來總算有些警覺了。可是主掌經建甚至主管環保的部分官員,似乎仍不能醒悟。

杜邦公司去年提出「鹿港設廠環境影響評估」,預定3月底提交審議,現在報告未出,審議未決前,宣布放棄鹿港但還保留在台灣設廠可能,可算飽嘗苦果後一著十分穩健的棋。

杜邦公司自然已意識到,這份環境影響評估結果如果是負多於正的,那麼,他們面臨的將不只是撤出鹿港而已,而是撤出台灣。這是他們所不願意見到的結論。

如果鹿港評估報告「正多於負」,他們懷疑在此事件已高度政治化後,還有什麼說服力。

兩相權宜之後,杜邦公司先聲明撤離鹿港,使這份報告失去價值與時效,可將「競賽狀況」拉回原點,讓杜邦公司要進要退,都有更多籌碼,燙手洋山芋丟回給中華民國政府。因為杜邦在經濟部的「原點」是「已獲准投資」,現在就可以等著看「貴國政府」有無誠意了。

杜邦公司二氧化鈦廠投資計畫是在台灣、韓國、新加坡三地同時進行。為什麼呢?杜邦公司在「早安,二氧化鈦」的廣告中說過,台北地區的二氧化鈦用量增加快速,使他們覺得有設廠必要。實情如此而已嗎?許多西方跨國公司,到東方來設廠,選擇台、韓、新的目的,都是希望先佔好與中國大陸做生意的「跳板」,杜邦公司在台灣受了這麼多挫折,如此不受歡迎之後,仍然堅持計畫。此地的敏感人士難免要猜了,在台設廠是把生意跨入中國大陸的先驅作業?

對鹿港人來說,所謂的「政治化」,所謂杜邦的溝通誠意,其實他們一點也不在乎。杜邦公司每次溝通,想說明二氧化鈦如何如何,鹿港人必然鼓噪一番,聽都不願聽。柯思祿曾因此抱怨,杜邦公司已經盡力想把有關二氧化鈦的高等技術,用最平凡的語言,解釋給鹿港人聽,但鹿港人不給他們機會。他抱怨杜邦人與鹿港人間已找不到溝通的「共同語言」。

柯思祿與他領導的杜邦人當時顯然並不理解,他們與鹿港人間的「共同語言」,其實並不是「用最平凡的語言說明二氧化鈦」,因為鹿港人安居台灣300年文化的小城,他們有權利拒絕去瞭解二氧化鈦。

即使就溝通言溝通,搞高科技的人要與市井小民溝通,技術上,也不應該要市井小民去「高攀」學習科技知識,而是搞高科技的人應去「低就」市井小民的生活哲學。


去年夏天,一名波士頓的博士應邀來台灣考察文化、社會。安排行程的單位給他們訪問團安排了鹿港,簡介中說這小城是台灣300年文化的保留地,也是早期大陸移民到台灣落腳的集散地。這名美籍博士曾編《公害大輸出》一書講述跨國公司如何威脅第三世界的環境問題。有一天,他很驚訝發現,杜邦公司選擇設二氧化鈦廠的地方──鹿港,與文化訪問團要參觀的台灣300年文化保存地鹿港,竟是同一個鹿港。

他的疑問是,台灣向外國人炫耀台灣文化之美時,介紹鹿港;要設有汙染之虞的工廠時,竟也選在鹿港。他難以理解。

這個故事應該帶給柯思祿與他的杜邦人一些可以深思的內涵吧!

鹿港市井小民的生活哲學,來自台灣300年文化的孕育,杜邦人若想要與鹿港人有「共同語言」,光空口說:「做好鄰居」是不夠的,還要先去體會什麼是「台灣300年文化之地」。

杜邦一直到決定放棄鹿港時,顯然還沒有弄清楚這「文化抗議」的重要性。否則他們大可以漂漂亮亮說:杜邦過去疏忽了,沒弄清鹿港是如此優美的文化之地,我們錯了,我們重新考慮……杜邦並沒這麼說,因為他們並不關心台灣的文化。

也因為如此,鹿港人有理由把杜邦看成是會屠城的「特洛伊木馬」,誰也沒有辦法保證,在美國記錄最佳的化學工廠,在台灣設廠後,就一定不會出事。鹿港人更有理由這麼恐懼。

拒絕木馬入城,鹿港人所憑藉的是一種為鄉土請命的關懷,一種文化不被尊重的人文悲情。

拒絕木馬入城,擋住的不只是木馬而已,也擋住了現代潘朵拉盒子開放汙染的罪惡不會傾洩入鹿港小城。這個國家的「工業機器」早有傾洩眾毒的野心,在經濟部工業局的文件中早有「線西區建為農藥專業區」之議,而鹿港沿海一帶的土地,本待杜邦設廠之後,全數開發成汙染性工業區。

保住了鹿港小城的,並非政府,而是住在那裡的民眾,而杜邦的離開更不是所謂的「從善如流」。我們應該這樣記得這段發生在1980年代的歷史。

原載1987年4月《當代》雜誌第12期

※ 本文轉載自《公害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