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臺大動物系學生們辦的一份綜合性雜誌,十四是第十四期,發表於一九九0年九月。
因為這一期轉載了我一篇一九八九年的講演稿,一個在中研院的朋友就寄給了我作為紀念。
拆開信封,我立刻被《生命》的封面吸引了。這是畢卡索的圭爾尼卡的一部分,是一幅近百年來的名畫。十二呎高,二十六呎寬,全部用黑白和灰色的油料:臨刑的馬的嘶鳴,剛剛死去的士兵緊緊地握著劍,哭喊的母親抱著斷了氣的嬰兒,無屍的頭顱懸在黑暗中,在兩個被嚇破了膽的人影裏。而這一切都被踐踏在一頭毫無理性的怪物之蹄下,這個怪物彷彿在自鳴得意。
這幅畫是紀念西班牙的一個小鎮,在內戰時被德軍轟炸得慘痛,畢卡索用他天才的畫筆,對戰爭的無情和獨裁的恐怖作了控訴,對他的祖國西班牙,作了愛的宣言。
第一次在畫冊上看到這幅畫的時候我就喜歡,我就同情,我就了解。我也生長於戰亂,我也痛恨殘酷和恐怖,我對這幅晝的感情超出純藝術性的欣賞。
《生命》的編者說:「我們以它作封面,所持的思考點在:科技的發展必須以尊重生命為前提,否則,其帶來的將是更大的悲運。」全對了。生命當然不只是人命,一花一草、一蟲一禽,所有的風景都是命。海有命,山有命,小小的溪流、岸上的楊柳都是命,崇尚生命的廟堂可以建築在一滴水中、一片葉子上。
接到《生命》的時候,我剛讀完了劉賓雁的「更高的一種忠效」(A Higher Kind of Loyalty)的英譯本,情緒很低落。這本書是劉先生的自傳,他紀錄了三十多年在中國大陸的種種。千萬人的才智都被浪費了。結果人民更窮,社會上卻出現了更多的階級:財產的階級與權利的階級。龐大的人口已不可收拾,在每個人營營求生的掙扎裏,道德水準低落,而自由和理想只成了少數人的特權。
但是聰明如劉賓雁者,也用不屑的語氣指出,文人們有的逃到了象牙之塔,有的為了爭取諾貝爾獎金而寫,而有的也從了商另找出路。象牙塔有什麼不好?諾貝爾獎更是一種大榮譽,從商也值得鼓勵吧。所謂自由,所謂民主,就是每個人都有權利做自己想做的事,講自己要講的話,人各有志,清一色的思想、清一色的社會,就是獨裁的國家,民主政府的功用就是要保護這些基本人權。
這本書帶給我的寡歡,難道也是一種「高一等的忠效」?
另外,使我心中隱隱作痛的是近年來各地各處都在用科技的名字,把地球和自然蹂躪成不堪,而很多大學生們惶惶終日所追求的地無非是物質上的擁有權。
在這種鬱鬱無告的時候,我讀了生命十四,每一頁都讀了,感動我最深的卻是「生活篇」學生的話。這些短文使我跌入了三十幾年前,我也在讀大學時候的回憶。也是自傲,也是迷惘,也是夢。剛進大學,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天才,但想也沒想過,一個小小的課堂,一所小小的學府,怎麼會裝得下那麼多天才?
我們那一代學生,大家都窮,都經過了戰亂和流離,都嚮往著豐衣足食,也都為了前途擔憂。但我們相聚的時候,不是談財富,不是談家產,我們很多時候都在談理想和夢。每個人用夢建立遠景,遠景輝煌而模糊,是知識性的,擴大起來包括了國家、民族和世界。我們不知道如何才能達到這個遠景,所以我們沉悶而憂傷。但我們知道,一點點錢財的誘惑,一點點生活的安適的誘惑是阻止不了我們追尋夢想的。
還記得在東海大學當助教的那一年,我常常與學生們在大度山頭、在水塔上談到深夜。那時連周圍的相思樹也都為我們的豪氣感動了,它們在山風裏大聲鼓掌助威。天上的星辰用曉露澆在我們頭上,表示嘉許。
生活篇裏二年級的俞震亞說:「我讀了這麼一個奇怪的系,是為了自己的與趣、自己的理想。」又說:「我追求的就是一份科學家的感覺。」三年級的余韋琦說:「我像個面對滿桌珍餚的老饕,每道菜都不願錯過......我心中開始冒出了許多的疑問和困惑......我真正想追求的是什麼?......變得如此無助!......擇你所愛!......」大四的陳淑華說:「而我仍在尋覓......總有一些掙扎與無奈......我想成大事,真的。」
這許多話是三十幾年前我們那些大學生說過的,大半輩子過去了,跑了許多國家,數了不少大學,作了三十年的研究,已經是「桃李滿天下」。今天,我仍然在說這些話。還是追求、無奈、嘗試、困惑、掙扎和尋覓自己喜歡的。
我沒有經意地追求財當,但我也有房子,也有車子,也有一大片山林。到現在我還在追求一個夢,一個虛無飄渺的夢。
生命十四把我從低落的情緒拯救出來。對人生、對青年又有了信心。我不應該為了一個人的話,為了少許人的行為而頹喪。
我很感謝《生命》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