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是一件寂寞的事，作家們要耐得住自我隔離的清冷，用靈魂的不安來營造文字。「留學生文學」是不是指中國人在國外用中文寫作，這些人應該更寂寞。
寫作體裁和方法千千萬萬，每一位作者都有自己的生活經驗，都有自己的偏見和執著，由之而發展不的風格和內涵。用文學方式或地域來分類，只是為了方便，只是歷史上一點小趣味。
我是個退休的教授，專業是海洋生物，很多年前，曾做過加拿大亞伯特大學動物系系主任，那時我們系內有三十一位教授，也有成百的博士後、訪問學者和研究生；專業有分子生物、神經生理[RCaJL1]、北極生態、古生物學等等；有的人研究細菌，有的人研究土撥鼠，有的人研究海蛇，也有的人研究會爬樹的魚和不會飛的鳥。每到年終評積時，常常會有些爭論，做細胞生理的人看不起做分類學的，做電生理的看不起做數學生態的，特別是年輕教授們，都以為自己的研究比較重要，比較主流，比較困難，比較不容易出論文，我曾寫了封公開信，說：「所有科學論文只有兩種，好的與壞的，其他的分類只代表個人興趣。」
文學也是一樣，我想。詩、散文和小說，只是體裁和方法的不同，那一種都有好與壞，我們不能說詩比散文好，或小說比詩好。上海文學可能與台北文學口語不一樣，味道不一樣，不一樣不能定好壞，世界只有一個莎士比亞，莊子的逍遙遊，在任何時代的文壇都會閃閃發光。
寫文章的人，和做科學的人一樣，常常都要問自己三個問題：為什麼要寫〈作〉？寫〈作〉什麼？如何寫〈作〉？答案，當然會因人、因地、因時而異。
寫文章我是半路出家，塗塗抹抹也已十年，一九九一年出版「獨飲也風流」；一九九四年出版「吹在風裡」；一九九九年出版「看海的人」；過去一年我替「新觀念」月刊，寫了十幾篇「保育論壇」的短文，現已停筆；一九九九年七月，承聯合報副刊陳義芝先生之邀，在聯副闢一專欄，「星移幾度」，每兩週寫一小品；我的一些講演稿也常見諸報端，那些是比較長篇的議論。十年，不短也不長，走過了一段崎崎嶇嶇的路，轉了幾個彎，對自己的想法和寫法，肯定了些，以下，對提出的三個問題，稍有交待。
〈一〉寫文章因為我有話要說，從小就和草木魚蟲打交道，及長，讀了生物學，教了一輩子大學生物，作了一輩子海洋生物研究，試著了解生命的秘密，但三十年努力，越做越迷惘，對生命的殿堂越離越遠，生物學家說生命個體至少要有三百個基因、要能生殖、要對環境有所反應，這種定義與追求生命意義南轅北轍，到頭來更是愕然。眼看著所愛的草木魚蟲，頻頻被殺傷，有說不出的痛苦，我們忙著發明機器，卻不自覺的成了機器奴隸。從地質學的歷史來看，我們正遭受著第六次的生物大絕滅，因為人的關係。人還在沾沾自喜，人是什麼？今天的教育也在忙著為政治和經濟效力，把學生當成產品，沒有時間想生命的真意義了，沒有時間作夢了。
處在這樣的環境，既不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又不能搖旗吶喊，只有寫一寫自己的話，等到無話可說，等到死去，就會停筆。
〈二〉我寫的都是身邊小事，都是感情的一些小波動，也試著檢察人生，我討厭大哭「世界末日」的悲觀者，也不贊成把信心託給宗教的樂觀者。人活著就要爭扎生存；人好奇就要學習；人寂寞，就要去愛和被愛。更重要的是人要追求活著的價值，沒有人對「道德」有專利權，大同世界是從尊敬所有的生命開始。
人也應該瀟灑ㄧ些，如莊子的大鳥，雙翼如垂天之雲，扶搖直上九萬里；如王和卿的大蝴蝶，「掙破莊周夢，兩翅架東風，三百名園一採一個空」，狂狷一點也好。
〈三〉如何寫，對我，是一件困難的事，中文訓練不夠，字彙老是不足，我喜歡詩，卻不會寫詩，行筆太慢，記憶力不好，不敢寫小說，怕寫到後段，前段就忘了，十年來寫的只是些小品和雜文，但也漸漸找到了幾個原則：文章要有故事性，有故事才有趣味，才讀得下去，文章無人讀是一種浪費，但為了吸引讀者才寫文章，更是一種浪費；文章要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要有哲思，庶幾對人生有所啟示；文章要介紹一些新知識，中國的或外國的，人文的或科學的，如此，讀者至少可以學點什麼。
十年墨磨人，我越來越適應自我隔離的孤獨了。在這種時候，才可以想，才可以寫，文章如人生，一定要不斷的求變，希望有一天能找到一片和平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