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福相老師的過逝，對我而言，幾乎象徵著最後一位在科學上成就卓越，但同時在文學修養、人品才情上兼有深厚傳統知識份子風範的碩學鴻儒的隕落。
初識賈老師大約在二十七、八年之前，張崑雄老師第一次邀他回台講學，我們三人在一間餐廳吃飯，賈老師語出驚人，告訴我幾件事，至今記憶猶新，第一是強調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認為人類族群膨脹一定是環境的浩劫，如今看來，所言不虛，第二是美言我是台灣第一位從加州大學史貴普斯海洋研究院回國服務的海洋學者，日後要努力，有所貢獻，這其實都是張崑雄老師的功勞，第三是要我開拓海洋科學的領域，讓台灣認識什麼是海洋生物（Marine biology）教育和研究，而不只囿於當年的漁業、養殖窠臼，這部份我一直有照著他的想法做，如今若略有成果，也是其來有自。
賈老師後來回台灣勤了，朋友、學生也多了，我因而親炙時少，私淑懿時多，直到台北海洋館開幕前，老闆王令齡請我推薦一位館長，我那時剛好在香港科技大學林垂宙副校長的邀請下去該校講學後不久，知道賈老師可能會退休，想以他的名聲，不但可為海洋館加分，也可帶動私立水族館做些公益的事，因此誠心舉薦，沒想到雙方都善意十足，一拍即合，展開了賈老師三年名譽館長的生涯，那時候我們兩人都是聯合報副刊的作者，兩人都在辦水族館（海生館的國際正式名稱是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及水族館），兩人也都覺得海洋社會教育是所有其他教育的基礎，於是就和聯合報副刊的主編陳義芝先生共同籌辦了第一屆台灣海洋環境會議。
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會議中所發表的文章，不再只是印印學術專刊，而是經過文字編輯後，以一系列整版的文章在報紙上發表（當年聯合報號稱發行量超過百萬份），事後再將文章彙整成書，由正式的出版通路發行，好讓海洋科普知識可長可久的深入民間，不會只是象牙塔中的珍寶，新聞炒作的火花。後來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的孫寶年教授和中研院的邵廣昭研究員又分別舉辦了第二、三屆會議，而這種學術機構和媒體合作：演講、報紙、出書的推廣方式，也成了現今國科會推動科普教育的濫觴之一。
賈老師在退休後更致力於文學藝術，以及傳統中國人文精神的浸淫、著述與發揚，我那時剛好也碰到一些雞零狗碎的困擾，在與賈老師的交流中，他最常鼓勵我的就是在困境時應該潛心述作，君子行止，自有方圓，何需與小人計較，而今事過境遷，細細思量他所言所行，不正是儒家思想中讀書人應該做到的，誠意正心，修齊治平，最基本，又最被現世人所輕忽的核心價值嗎？難怪他一世卓越，最後反而戮力歸真了。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賈老師福壽已全，何需再留在世上受苦？倒是希望他的風範，能啟發後輩，再現忠誠信實，術德兼修的儒者之風，引領海洋生物學門，更闢新局。
敬此為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