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在北國是盛春。幾番風雨，沉悶了一個長冬的草和樹，都夾著滾滾的綠浪，萬馬奔騰地來了，綠中有紅，綠肥紅也肥。
這種季節是不允許有哀愁的，是不應該談哲學的，五月原是歌的季節。
我的五月卻這麼多事，我參加了一個追悼會、一個慶祝宴和一次野餐。彷彿走了一段很長的路。
之一
貝絲打長途電話來說：高登昨天去世了，他臨死時最後的交代是要她通知他的一些好朋友，下週三晚上去他家，與他妻子一同品嚐他那幾瓶留了三十年的法國紅葡萄酒。
高登是我們大學的教授，貝絲是他的秘書。他們兩人都是我的朋友。
高登患的是喉癌，發現時已經到了不能治療的階段，醫生只給他三個月的生命。在離開愛城前我還去醫院看他。我們握了握手，我告訴他我要去濱海實驗所看我的學生，也要去一所大學講演，行程只一週，回來後再來看他。
一握手成了永訣。
相識十五年了。高登和我都是學生物的，在不同的大學教書，相距三千里，九年前他應聘成了我們大學的副校長。從此，在職業上、在行政上、在私交上，我們常常往來。
有一次在他家用晚餐，慶祝他第一個孫兒的誕生，他開了兩瓶二十五年的陳酒，告訴我們這是他在女兒出生的那一年買的，預備在他女兒結婚時開瓶，但是女兒沒有結婚，卻高高興興的生了個兒子。這當然更值得慶祝。席上，他的女兒殷殷地向他敬酒。我們這些叔伯輩的人也高談闊論，度過了那麼一個值得回憶的夜晚。
高登是生在紐約的猶太人，會講四種語言，也能讀拉丁文，對古典樂很著迷，但大部分時間卻花在實驗室中。他妻子是英國人，是小有名氣的畫家。
他的家是一幢小平房，客廳裏有些從英國運來的祖傳家具，簡簡單單，隨隨便便地陳列著，牆上掛滿了他妻子的風景畫，另一角卻也掛了一幅畢卡索的鉛筆素描，是他在巴黎街頭買的。那時正值二次大戰，他在里昂大學讀微生物。這幅畫今日的價格當在百萬元左右，他的遺囑中要將這幅畫捐給博物館。
他的書房中有一張籐製的搖椅是若干年前他從菲律賓買回來的。年代久了，已變成黑灰色，搖起來吱吱作響。在家中，他最重要的寶藏卻是地下室的儲酒櫃，每一瓶酒都有一個故事；很多瓶酒都代表許多份友誼。
高登六十六歲的人生是由音樂、藝術、語言、行政、科學、旅行和四海中的朋友組合而成的，每一樣他都珍惜，每一樣他都盡興。
瀟瀟灑灑的來，瀟瀟灑灑的去了。當我們舉杯為高登的妻子祝福時，我卻跌入了一種無奈的感情裏。不是哀傷，不是歡愉，是一種失落，是一種對「死」和友情的茫然。
死是終點，是這樣的決絕，永遠也不能更改了。友情呢？(2002-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