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世界的50分之1：馬軍與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

前言：關於IPE與馬軍

以前聽過台灣環保界某位前輩說，很羡慕在中國環保可以成為一個產業。那時候聽完之後不太瞭解這句話的深意。在中國（嚴格來說北京）環保界待了一年，才稍稍覺得這句話很有些意思。

在中國，比較少直接談「社會運動」，習慣性脫口而出時，似乎還有點駭人。在這裡談環保是基於「公益事業」的話語權庇護之下討論。規避政治風險，這個是前提。

在中國，公益或環保事業並不像是台灣語境裡面所謂的「社運」、「環運」的定義，有一陣子，台灣有些人老是在談「社會企業」，但是我總覺得，台灣NGO人士談社會企業，多少還能讀到背後一些左派的政治（經濟民主）理想，或者社運、社區運動的清楚脈絡。

值得注意是，在中國公益圈、包括環保事業，討論「運動」的語言比較少，討論公益創業的語言卻相當盛行，這類話語更貼近一些產業的概念。比如創業、孵化（類似於育成中心這樣的概念）。

在參與討論這些概念的時候，換成我被嚇到，不知道這樣是否表示我太保守。為了深入延續上一次報告「中國本土機構專業化與在地化發展」的課題，我選擇以馬軍以及IPE作為本次主題。

在自然大學馮永鋒校長的推薦下，我得以有機會參與《社會創業家》雜誌的一個研究訪談社會創業家的寫作計畫。我選擇馬軍與其創辦的機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為案例，開展研究，本文是這個研究報告的局部改寫。

為什麽選擇馬軍？一位長期觀察評論北京環保界朋友曾提過，馬軍可能是當今中國公益、環保圈當中，公認最頂尖的人物之一。

在日月光污染後勁溪一案的宣判引發台灣社會爭議之後，更值得向台灣介紹這位當代中國具有代表性的綠色行動者，他山之石，讓我們看看當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條件，如何組織成一個專業的環保組織？如何在法令環境的有限條件下、運用公眾參與與資訊公開觀念、結合互聯網（internet）技術，開始撬動中國的環境變革？

從太湖污染事件談起

太湖是中國第三大淡水湖，其水源供應上海、杭州、無錫、蘇州等人口密集城市，估計超過2000萬人口的生活用水。

太湖在2007年開始大規模爆發藍藻，造成無錫等地暫停供應民生用水。有關當局開始治理藍藻問題，但是太湖流域內高度集中的工業區所排放大量工業廢水促使湖水優養化，是太湖藍藻困境無法根治的主因之一。

2013年8月1日，北京環保團體「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簡稱IPE，下同）與「綠色江南」等5家環保團體聯名發佈《誰在污染太湖流域？》報告書。報告指出HTC（宏達電）的疑似供應商富士康、鼎鑫等台資企業位在昆山市工業區內的廠房違規排放廢水，是太湖流域嚴重污染的元兇之一。

這已經是IPE發佈的第7次《IT行業重金屬污染》調研報告。從2010年開始，IPE與環保盟友開始關注IT產業的污染問題，其中最著名的事件，莫過於2011年的「毒蘋果事件」，IPE躍升為國際媒體關注的中國環保組織。

揭穿蘋果的秘密

2010年IPE與環保盟友們發佈一項關於IT產業的重金屬污染調查報告，當時有28家IT企業在調研報告中被點名其供應商有污染或違規排放事實，而蘋果則堅持一貫對供應鏈保密的原則，不予回應。

2011年1月20號，IPE與其他4家環保機構聯名發佈《蘋果的另一面》報告書，揭露蘋果供應商當中大量的違規排放、毒害工人的事實。同年8月31號，再度發佈《蘋果的另一面2》報告書，更深入挖掘蘋果公司於供應鏈當中大量存在的污染違規問題。

通過兩年的深入調查與國際合作、多次與蘋果總部的談判。終於在2011年11月，蘋果與5家中國環保組織在北京洽談供應鏈廠商污染問題。這是蘋果首次破例公開156家供應商名單，並向環保團體承諾，開放部分供應商接受協力廠商檢測，一旦發現污染問題，立即敦促整改。

2012年，IPE的創辦人馬軍受到國際環保組織推薦，獲得有綠色諾貝爾獎之稱的「戈德曼環保獎」（GoldmanEnvironmental Prize）榮譽。

馬軍是何許人也？

2006年馬軍被《時代週刊》列入100 位影響世界的人物。

2008年衛報選出「可以拯救地球的50人」，馬軍也名列其中。

作為一個被外媒高度評價的中國環保人物，馬軍為人非常的謙遜，富有古典修養，也許是長期的外媒工作經驗，行為舉止非常紳士。馬軍講話有些學究甚至接近木訥，但你能感受到堅定的意志與清晰的思考在建構，沒有這樣的馬軍，或許就沒有這樣的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

1993年，馬軍從國際關係學院畢業進入當時香港發行量最高的商務報紙「南華早報」。因為媒體工作，馬軍走遍了中國大江南北，也看到當時在改革開放以後，伴隨經濟高速成長而來的嚴重污染與生態浩劫。

山川污染、湖泊乾涸，水土流失，生態浩劫，現實的中國與馬軍記憶裡的鄉土產生巨大落差。無節制的發展使馬軍認為中國環境問題已到緊要關頭。馬軍回顧，當時對環境的治理思維就是盡可能把所有資源做最大極限開發，貢獻發展。

不顧環境生態的掠奪式資源開發終於導致自然反撲。1998年長江與東北的地區同時爆發前所未有的洪患，造成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為什麽我們要和孕育民族文明的母親河做生死搏鬥？」激發馬軍動筆寫下《中國水危機》一書。

《中國水危機》是馬軍近十年走訪觀察中國水資源問題的總結，配合大量的文獻蒐集，將問題一一梳理。書中格局宏偉資料嚴謹，囊括了歷史地理、人文知識，出版後被譽為是欲瞭解中國環境問題必讀的傑作。

環境問題原本是馬軍的興趣，寫作《中國水危機》只為卸下心中大石，未料有越來越多人找上他探討環境問題。2002年，為了專注於環境課題，馬軍離開南華早報，受聘於一家環境諮詢公司。

顧問公司專門為跨國公司提供投資設廠的環境評估（Environmental assessment），包括技術性的檢測、資料蒐集到政策法令的評估。馬軍回顧日後IPE發展的工作方法與策略，這段經歷影響很深。

接觸供應鏈管理並運用到環境治理

從事企業諮詢，除了讓馬軍專心研究環保政策法規之外，還得以近距離的觀察、接觸跨國企業，深刻的瞭解大型企業的思維與行事邏輯。

面對企業客戶，必須以非常「專業的」與「實際的」態度在商業邏輯裡討論環境治理問題，而不是以 「抽象的」、「理論的」方式去談論問題。這段經歷使他「從頭來過」。

馬軍在諮詢公司受到另一個啟發就是觀察供應鏈管理—運用企業採購力量—促成生產過程改善的方法。當時的歐美跨國企業由於工會運動的發達，使得供應鏈管理內對於勞工安全健康的落實具有一定保障，

馬軍當時思考，如果能夠能將企業供應鏈管理應用到環境問題改善，企業對環境治理於是能夠做出貢獻的。這個角度馬軍從看到應當能夠借力使力，促成企業作為環境問題解決、保護環境力量的一部份，而不只是一個污染者的角色。

公眾參與與資訊公開是解決中國環境問題的關鍵

2004年，馬軍獲選耶魯大學訪問學人獎學金到耶魯大學進修一年，潛心研究中國環境問題的困境。他對比中國和歐美之間的環境管理的異同後結論：

「公眾參與」是最大的不同！

這是中國環境治理工作最大的缺陷，這方面中國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制度安排。而在西方卻深深嵌入到環境管理制度中。

中國的環境問題絕對不只是法令、技術或者資金的問題，而首先是缺乏了公眾參與的動力。或許中國目前並沒有立即完全實踐「公眾參與」的可能，但相對來說，得益於網路的誕生中國得以跳躍式發展進入資訊化社會、形成各種網路技術的應用相對成熟的社會條件。

馬軍認為透過公眾知情權、環境資訊的公開，也能夠推動「公眾參與」，成為環境問題改進的力量，督促政府對污染進行控制。然而當時中國沒有一家機構專門從事這樣的工作，因此馬軍下決心創立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IPE）。

IPE的核心資料庫 中國水污染地圖

2005年6月馬軍回到中國，2006年5月IPE正式成立。籌備將近一年的時間裡，從各級政府公佈的资料中蒐集各种污染違規紀錄。初期8、9個月的時間裡面，工作人員逐漸失去耐心，質疑日復一日登錄資料的意義何在？

2006年的9月份，IPE發表污染數據庫—中國水污染地圖，兩個月後，一家大型企業的高層主管來到北京拜訪IPE，要求說明他們被指控為污染企業名單的名譽問題。

當時這家企業的負責人在香港的報紙上看到自己在中國內地的工廠被點名違規排放污染環境，憤而決定取消該廠的年度工作獎金以示懲戒。這個事件，重新振奮IPE團隊的信心。

污染地圖從第一次發佈時登錄約2500條企業污染紀錄，至2013年6月累積資料已超過125,000條。其中將近1000家企業曾接觸IPE尋求協商，而有將近200家的企業提出的整改方案，並經由專業機構審核通過，列入改善企業。

現在資料庫成為提供公眾取得環境污染資訊的公開平臺、使用群體還有大眾傳播媒體、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NGO組織、社區組織查詢。中國污染地圖資料庫，從水污染開始，一直擴充到空氣污染、固體廢棄物、重金屬、危險廢棄物污染地圖等。

這些不同的媒體、公眾使用或傳播資料庫同時，同時增強資料庫的影響力。

尋找撬動大象的槓桿 「綠色選擇」的供應鏈策略

2007年3月22號，IPE與發佈「綠色選擇」倡議。聚集了40多家環保組織的力量，一方面共同推動大型品牌企業將供應商環境表現納入採購標準，綠化全球供應鏈。 二方面同時倡議消費者考慮生產企業的環境表現，用自己的購買權利作出綠色選擇。」

「綠色供應鏈」目前集合了約50家跨國企業，包括蘋果、沃爾瑪、松下、耐克、愛迪達、G&P等國際知名品牌，以民間（包括IPE的污染資料庫）提供的公開信息，建立供應商檢索機制，落實監督供應商違規紀錄的環境治理責任。

由於大型企業易碎的品牌形象與採購影響力，綠色供應鏈策略藉由揭露品牌企業的供應鏈環境表現，促使大企業約束並監督旗下供應商改善生產過程的環境影響，是一個相當受到矚目的成功模式。

蘋果公司，或者太湖污染事件中的HTC都是在 「綠色供應鏈」策略下，以供應商的違規排放造成的污染作為槓桿，向品牌企業提出要求監督旗下供應鏈的環境污染問題。

透過互聯網串連的 「公眾參與」

IPE的工作高度仰賴於互聯網。從資料的蒐集、儲存管理、製作、傳播皆透過互聯網進行，另一方面，傳播報告除了面向專業媒體的新聞發佈會之外，也大量借助公眾、自媒體的傳播力量。

IPE目前的工作經常與公眾、合作機構或者志願者互動，借助網路論壇或者社交媒體（例如微博），即時傳遞、收集環境資訊。包括IPE推出的「污染源隨手拍」活動，號召公眾藉由手機等簡易工具，協助定位污染源，促進公眾以更便捷的途徑參與環境保護工作。

馬軍提到，IPE在發佈蘋果供應鏈污染違規調查事件時，當時IPE呼籲公眾向蘋果遞交抗議信件的網路串連行動，一共有超過1000公眾向蘋果公司寫信要求改善供應鏈管理，蘋果調查視頻，通過互聯網及新興社交媒體的公眾自發傳播，點擊率超過14萬次。

互聯網的發達與新興社交媒體的出現，使得環保機構的傳播並不只限於專業傳播媒體，通過互聯網，草根組織得以頻繁的與公眾發展互動，共同協作關係，已經形成一種中國特色的 「公眾參與」 形式。

事實上，現今不少知名環保機構與人物都會習慣借助微博發佈或者轉達對於某些環境事件的關注。透過公眾的自發大量轉播，向廣泛閱覽受眾放送，並不會亞於主流媒體的傳播影響力，也能引導起主流媒體跟進。

「綠色證券」與「綠色信貸」

目前IPE正在嘗試一個新的槓桿撬動模式──「綠色證券」，藉由定期對上市公司的環境治理表現進行資訊公開，使證券市場中的投資者知道哪些企業的供應商具有良好的環境治理表現？哪些上市公司的供應鏈則存在著具有污染前科紀錄？藉由干預投資者的投資選擇意向，向環境責任表現不佳的企業施壓改善。

未來，IPE更計畫將綠色供應鏈的行動模式，推展到銀行信貸體系，同樣藉由資訊公開，向銀行業傳播品牌企業的環境治理表現，通過銀行審核資金放款的影響力，對環境治理表現不佳的企業提高融資的審核標準，迫使品牌企業負起環境治理責任。

NGO的機構運營管理：專業化、企業化

曾有人寫過，不熟悉IPE的人，走進IPE會以為來到一家事業單位。IPE對於機構及員工有一套嚴謹管理制度。機構每年按照機構規劃訂定績效指標分配予工作人員，根據目標達成率進行考評。但根據管理人員透露，IPE對機構員工的薪資福利，在NGO業界也應屬於「中間以上」的表現。

在馬軍的構想裡，NGO的資源有限，IPE應該專注在環境污染的資訊公開，先在一個領域內做到最好，而不是廣泛議題的參與。

其次馬軍IPE必須有專業的表現，對污染資訊的掌握，蒐集證據與保存，在平面或者媒體傳播上也是追求專業的呈現。

第三，馬軍認為應該廣泛向外尋求合作，從「水污染的地圖」到「綠色選擇」的審核工作，IPE必須掌握核心工作的完成，才有可能與公眾乃至其他機構形成有效的參與或合作。維持IPE核心競爭力，又能廣泛的運用外部資源。

目前IPE有11位專職人員，在中國本土草根環保組織裡面，尚屬於中小型機構。馬軍認為員工在管理與效率的基礎上發揮專才，才能創造機構和員工雙贏。雖然IPE註冊為民辦非企業 ，但IPE企圖發展類似企業的制度化與管理效率，目前IPE正走向制度化與專業分工的組織茁壯階段。

馬軍認為中國現在的環保局勢產生很大變化，過去可以只談教育、啟發環保意識。但是現在公眾期待看到行動、期待發生改變。這是環保組織的機會，也是很大的壓力，如果不能改變就會面臨挑戰。

企業與NGO的差別？IPE的定位?

馬軍回答：毫無疑問的，IPE是一家non-profit（非營利組織）。IPE創辦定下的原則就是「公眾利益」。 IPE可以跟企業合作，但是絕不被企業所限制，所有的工作都必須有一個面向公眾利益而且開放的部份。至於管理是否會限制機構向外探索與個人的成長？馬軍認為，對很多機構而言，個人的成長可以是機構的目標，但是在IPE，他希望更多是推動實際的改變。

面對筆者對企業化的質疑，馬軍認為在環保組織未必不可以嘗試用企業的思考，也可以用企業的方法裡提出NGO的訴求。環保組織的光譜越豐富越好，而IPE選擇以的專業化、效率化的方式呈現行動。

「企業對社會發展的貢獻並不比NGO更小！」話鋒一轉，馬軍並不認同大部分NGO從業人員一貫敵視企業，或無形把自己端到一個道德高地的態度。

馬軍並不諱言的自承自己的思考裡有一些保守的經濟學概念，他的問題意識在於如何建立一個高度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而不是環境品質向下發展的競爭市場。基於環境保護的原則上，去影響、健全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IPE的工作就在這樣的目標下開展。

※ 原文收錄於北京《社會創業家》雜誌、及北京「恩派NPI—社會創業家學院」於2013年12月出版之《綠色行動者：中國環保組織創業案例》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