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載自 中外對話〈馬軍： 互聯網為監測全球污染轉移提供了可能〉
馬軍利用網際網路在中國做到了即時公開污染源，這種讓污染無處可遁的思維和「網際網路+環保」模式，為監測全球污染轉移提供了可能。在發布新的公開污染源App之際，馬軍接受了中外對話專訪。
只要擁有一部手機，下載一個「蔚藍地圖」App，就可查看中國380個城市的空氣質量、河流水質、污染源等訊息，監控中國9000多家企業的排污情況。
在大眾獲取數據不很便利的中國，馬軍利用網際網路技術繪製的污染地圖，讓公眾動動手指，就能一目了然地發現污染，並推動污染企業和政府做出改變。
他的「網際網路+環保」模式不僅開創了中國公眾參與環保的新局面，也為世界各國監測污染提供了樣本，追踪和監測全球污染轉移、繪製一幅世界污染地圖不再遙不可及。
4月28日，馬軍的公眾環境研究中心推出「蔚藍地圖」App 最新的2.0版本。
「蔚藍地圖」為何誕生在中國？
中外對話：您剛剛獲得「斯科爾社會企業家獎」，這個獎給您的得獎原因是：「在過去的中國，公眾沒有一個跟踪和舉報工業污染的途徑，馬軍填補了這個空白」。利用網際網路，尤其是手機App來即時監控污染數據，在國際上是首創嗎?為什麼會發生在中國？
馬軍：在斯科爾獎頒獎典禮上，來自全球數以百計的社會企業家看到我們的「蔚藍地圖」時很驚訝。污染源的即時公開，在西方國家還沒有，中國是第一個做到的。
通過訊息公開來改善和推動環境治理的做法，是從80年代末西方開始的，如美國和歐盟。現在的中國，對於訊息公開的需求比這些國家還大，因為他們可以靠司法體係來推動環境治理，但在中國環境訴訟還很困難，所以治理污染更需要公眾的參與，需要更多訊息的公開。
污染源即時公開的APP產品首先誕生在中國，有幾個原因：
其一，中國污染形勢嚴峻，民眾有更迫切的知情權需求、污染治理需求；網際網路的飛速發展，提供了先進的技術手段；中國環保NGO的活躍，推動了污染數據的訊息公開進程。
中外對話：污染地圖改名為「蔚藍地圖」，背後的用意是什麼？ 2.0版本有什麼新特點，未來還會添加哪些功能？
馬軍：在2006年推出污染地圖的時候，我們希望污染地圖能夠讓大家看到污染造成的後果，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看到了污染，我們希望進入到下一個層級：不僅看到污染，還要去解決污染。現在沒有比「蔚藍的天空」更能召喚更多的人來參與環保了，因為很多城市已經失去了它。「發現污染，找回蔚藍」，這是我們對新名稱的期待。
2.0版本在1.0版本的空氣地圖基礎上，又增加了水地圖，可查詢的即時空氣質量也由190個城市增加到380個，污染源數據由4000個企業擴展到9000個。生活服務功能也顯著增強，除天氣預報外，還有是否需要佩戴口罩、是否適合開窗、戶外運動等生活建議。我們未來還會推動土壤監測數據公開，做成可視化的土壤地圖。
「蔚藍地圖」可否為監測全球污染提供借鑒？
中外對話：發展中國家也面臨著中國所面臨的污染問題，App模式能否為這些國家所用？ 另外，全球環境治理也面臨著污染轉移的風險，能不能為監測全球污染提供借鑒？
馬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企業家對這一產品很驚訝，也很好奇，一些人問，是否可以在他們國家開展這方面工作。一些發達國家的人也認為，他們也應該採用這種方法。有一些人很直接地說，希望我細緻地告訴他們，怎樣在他們國家做這項工作，因為一些國家正面臨著同樣的挑戰，比如印度的空氣污染也很嚴重。
也有很多人擔心，中國加強管理之後，這些污染企業會不會轉移到他們那去，造成新的一輪污染轉移。我認為，通過這樣的訊息手段，能夠建立起全球化的環境監督網絡和監測系統，無論這些企業走到哪轉移到哪，都能置於社會的監督之下，這樣將全球化生產和採購置於監督之下，防止這些企業肆意降低環境標準。
中外對話：您有沒有意願和他們合作？
馬軍：我們願意把經驗分享給他們。當然，各國都有不同的國情。在中國，數據公開比較有限，但政府部門做了很多監測，官方有一個比較好的數據基礎，我們推動政府把這些數據公開出來。
但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政府監測能力很弱，當他們沒有來自官方的一套監測數據的時候，他們該怎麼去開展，就需要有一套適應本國國情的模式，是不是可以利用新的監測儀器，更多地採用民間的監測，再通過網絡關聯起來形成一個社會監測網絡。當然還包括怎麼推動企業做更多的監測和披露。
做這樣的工作，一方面需要數據基礎，另一方面，收集這些數據要耗費很大的時間和人力成本。我們已經用了將近10年的時間收集、累積數據，這項工作是非常枯燥的。
IPE的生存智慧是什麼？
中外對話：在中國來說，污染企業往往受到當地政府的保護，IPE的生存智慧是什麼？
馬軍：智慧不敢說，但我們有幾個方面特別注意。
一、堅持我們的目標和使命，既然我們是一個環保機構，就要堅持以環保為使命，不被一些問題分散注意力。
二、在堅守原則的同時，注意所處的國情，去增進和各個利益方的信任，跨越信任的鴻溝。
三、加強專業性和科學性。我們是一個基於科學的、基於數據的環保機構，2006年我們做出一個決定，數據的源頭採用政府的監測數據，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數據在中國還具有敏感性，中國社會對於NGO還有一個認識的過程，當我們的工作引發一些壓力的時候，有不良訊息記錄的企業跑來找我們的時候，源於政府的數據最終給了我們支撐
四、不去一味追求轟動效應，完善機制，多溝通不讓各方感到意外，讓企業有動力去改進，朝正向去推動，因為我們的敵人不是企業，而是污染。
中外對話：近10年執著於收集污染數據推動訊息公開這項工作，說您具有「阿甘精神」，介意嗎？
馬軍：我倒不介意，有一點確實相同，我自己很願意去跑步，我在清華附中上學的時候，那邊實行馬約翰（John Ma）教學法，到了下午的時候，要求教室也鎖門、宿舍也鎖門，大家都得出去跑步，所以這麼多年我就養成了一個跑步的習慣，雖然現在跑步的時間也有限、精力也有限，但每天還是堅持，要去跑一下。我們的工作也類似於跑步，不是一個衝刺就能完成，而是需要長期的堅持和努力才有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