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第3541次會議之中，提出的目標在於：前瞻未來 30年的新產業、技術、生活的未來需求想像，然後再針對這些「即將出現」問題與需求，提出解決方案。倘若以字面上來看，不難看出前瞻條例的宏大，它不是為了解決短期的問題，而用一種「未來想像」來引導建設項目，甚至影響國家資源配置的思考。但，翻開草案總說明，卻未能發現任何一個以「農」為名的字元，也許這是一個極具意涵的隱喻，從中衍生出來的思考是：『這個國家對於農業十年後的想像是什麼？』
或者，這始終不在政策視域之中。
農業為何不在討論範疇？
然而，對於「農」的討論是重要的，這不是因為出發於農業自身，而是因為農業問題在現實的討論上，反映的是不同部門資源的移轉，影響了國土之內的土地、水資源的配置。這樣的問題，對於台灣來說往往起了很關鍵的作用，而這也是為什麼，諸如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或者地方政府大型的開發計畫（如中部科學園區等），會出現如此多的辯論，甚至在許多時候成為了關鍵因子（土地使用移轉的條件與機制）。
台灣農業生產佔國內生產毛額，大約自1960年以來就持續下降，在1980年約在6%，2000年已降到約2%，晚近的15年內，大約都維持在1.5％到2%的比率之間，同時間農牧戶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大約都只有13%左右，但其中真正屬於經常農業從業人口，比例要再更低。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就不難看出何以農業，不在目前政策的討論範圍之內，這是因為對政府來說，發展主義的經濟論述下，強調的是如何在數字上提升經濟的表現，因而歷史以來，在政府「強力干預」之下，土地、勞動力、水資源都移往工業部門的農業，逐漸缺乏經濟貢獻率，就自然不再討論的範疇（參見：農舍浮濫興建 是更深層的階級剝削問題）。
農業問題，反映的是國家未來資源如何配置的問題
必須要加以釐清的是：對於台灣的資本家來說，可以供作使用的土地並非不足，而是缺乏大量「便宜的土地」。
因為我們長久以來忽略的事實是，台灣產業在面對國際競爭，（尤其是來自中國、東協製造業的競爭）運用的是壓低成本的模式來發展，而這不僅是反映在壓低勞動力薪資水準之上，也刻意壓低了取得土地的成本。之所以會選擇將「轉移農地」視為重要選項，只不過是因為他「很廉價」、可以讓資本家「獲利」。從這樣角度來看，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台灣現階段有這個多閒置的工業用地，但卻仍然有非常多違章工廠持續在農地在林立著。我們更可以說，農地上的工廠，反映的不是違建如此單純的問題，背後更有鞏固化的利益結構。
短少200萬的工作人口，凋零的農人如何養活台灣
農業除了是產業之外，也因為它具有其它的特殊性，因此經常被獨立進行討論。多數國家也曾考量不同的時空情境，針對農業訂定了明確的「底線」。因為經濟考量之外，仍然須以國家安全、環境的邏輯來思考。這也就是為什麼同時在戰後歷史上，轉以工業為主要經濟體質的東亞國家，農業（糧食生產）問題，往往與「能源」有類似的辯論，因為在某種程度上，能源供給與糧食工給有著極為相似的邏輯。倘若農地在這樣的利益結構不改變的情況之下，預期有更多農地被移轉使用，那個土地上的從業者呢？
我們從行政院主計處「主力農家經營概況調查」的統計來看，2013年，台灣主力農家之中，年齡落在45歲以上（包含65歲以上）比重即有88％，其中經常的農業主力勞動者的平均年齡更達57.5歲，在未有大幅變動的假設之下（如大規模的勞動力在部門間移轉），屏除經營型態屬於轉型休閒、多元化經營者，那麼十年之後，台灣農耕、畜牧從業者的年齡可能便將近70歲，甚至更高。
也就是說，農業從業人口在內生邏輯之下，將持續老化與銳減，而外在經濟結構又無法提高農業從業者的收入。那麼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持續衰減、老化的農業從業者，是否能夠養活2000多萬的人口？」但最有可能的發展脈絡會是：台灣的糧食可能須更經常性、大量由貿易輸入，屆時糧食自給率將可能持續下降至30%，甚至更低。
2030年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輕視農業的結果，反映的是政府對於產業想像的疲乏。沒有正面回答的問題是：當台灣農業人口持續減少，同時間台灣總體勞動人口在2030將短少237萬人，台灣2030年的「最適化」糧食自給率為何？而又在此一情境之下，最低的農業人口比率為何？以及農地生產面積為何？（需要至少有高、中、低三種推估情境）這些皆必須要有更全盤的推演與定義。
台灣確實需要一個定位清楚的農業基本法，然而，如同農地與農業背後所反映的，所有的現象背後都有一個「沒有被看見」的利益結構，政策能否針對現象背後的利益結構進行解析，則會是公民評判的另一個關鍵所在；但無疑的是，對於農業問題的想像，必須從國家資源配置長期被扭曲配置的問題來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