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內經濟的成長，社會各界對土地的需求日益殷切，在供需交互的作用下，土地價格日漸高漲，造成土地開發改良龐大的資金壓力。以公部門而言，政府在財政日益吃緊的情況下，仍須持續推動公共建設以帶動整體產業的發展；而民間企業方面，以國營事業單位為例，或因過去的生產事業已無經濟利益，或因技術的進步，土地可作高度有效率使用，使得許多土地得以移作他用。這些土地若全由國營事業單位自行開發使用，資金及風險的壓力將過於沈重；若閒置不作開發使用，又須負擔巨額的持有成本；國營事業單位或許會將土地逕行出售，然而出售之後，土地未來開發利得便無法為其掌握。
另一方面，由於人口大量集中，使得都市土地細分情況嚴重，想要有大面積土地從事開發行為相當不易，除了公有土地、企業以往囤積的土地或現已廢棄不作工廠使用而轉作他用之土地外，已少有大面積的土地開發機會。再加上「有土斯有財」的觀念及預期未來土地上漲的心理下，許多地主往往不願將土地出售，尋求「使用權的出租」，便成為未來土地開發的新趨勢。
基於上述理由，BOT (Build-Operate-Transfer) 開發方式乃因運而生。因為對土地所有權人而言，BOT開發方式可以讓其繼續保有土地所有權，而且獲得土地開發的利益；而開發權利人不僅可以低價取得開發所需土地，同時也可依擬定的營運計畫獲取開發利益，可謂是個「雙贏」的開發方式。簡言之，BOT開發方式乃基於減少政府財政負擔及有效利用民營企業經營效率、資金充沛等要素而提出，過去多應用在公共建設民營化的開發策略上。
乍看之下，政府似乎不僅不需投入大筆經費，便可使民眾有更多可用的公共空間，更可收取權利金替納稅人賺錢，但仔細探究，卻突顯出「公共財私有化」的危機。一旦公共財私有化，便很容易使公共財變成昂貴的商品，因為委外對象或民間參與對象既然是營利單位，他們便必須在委託年限內，設法逐年攤還投資成本，因此勢必提高價格以便在最短時效內達到回收目的，因而忽略了公共財的公共性。此外，因為要快速回收，甚至會迫使這些受託單位改變經營策略，造成服務品質可能比政府經營的還差。就目前委外經營的案例而言，民眾大多得付出額外的使用價格，使得經濟上的弱勢民眾，被迫無法使用這些公共財，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如果處分得當，我們並不反對國有土地、建物、或公共建設委外經營，因為或許可引進新觀念或新作法，甚至可提升效率及效益，但如果具「公共性」的國有土地、建物、或公共建設要委外經營，便必須謹慎處理。首先，政府必須循正常的預算方式編列所需經費；其次，如果因財政窘困而需委外，便應儘量委託非營利組織或民間團體，透過這些追求公共利益的團體經營，除了可提升效率外，更可匯整社會資源來提高公共財的服務品質，才能達到公部門、私部門、及社會大眾三贏的理想。
國有土地無法隨意增加，但卻可能在不永續的經營管理政策下，割裂成無法復原的拍賣土地或過度商業化的經營管理。國家財政不足的窘困，不應逕以國有土地委外經營或民間參與作為惟一的方法，也應循適當的立法手段來解決。國土具有不可回復性，一旦流失便很難回復，在國有土地、建物、或公共建設擴大委外經營、擴大民間參與下，我們應立即踩刹車，重新以永續發展理念經營台灣的國土，以適地適用方式處分台灣的國產；質言之，國有土地、建物、或公共建設的委外經營，應以公共性作為是否委外的準縄。
曾獲聯合國環境獎首獎的巴西庫里堤巴市前市長傑米雷勒，在台北市舉辦的2005年「城市領袖對話」中指出：「錢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我們的心態」。以此檢視政府採用BOT開發方式來解決財政窘困的問題，是心態上的根本錯誤。如何從永續發展理念及多元化面向，擴大公共參與，然後針對不同屬性的國有土地及公共建設進行「適性發展」，恐怕才是應有的心態。國土不會增加，但很可能因錯誤的政策而流失，豈可不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