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3日，南韓首爾14部門行政法院判定，前三星公司員工Ｈwang Yumi、Lee Suk Young罹患白血病死亡屬職業傷害。過去不論韓國政府或企業，遇到相同案例，都以無直接證據來否認受害員工的訴求。多年來為受害員工奔走的Jeong-Ok Kong（孔政玉，韓國勞工安全及健康中心研究員）來台參加研討會提到，這起初判是韓國首例，對追討員工應有的職殤補償有重大突破。
受害者之一的Hwang Yumi（黃于宓）於19歲進入三星工作2年半，2007年死亡。她父親後來發現女兒同事很多人也生病死亡，雖然是個計程車司機、只有小學學歷，但也知道白血病並非普通的病，於是不辭辛勞為討回女兒公道而奔走。
法院在裁判書中指出，雖無科學證據證明她的罹病跟工作有關，但持續且長期暴露還是有可能引發癌症或生病。最後在漫畫家協助拼起當時工作環境的圖像後，法院得以推論員工可能的暴露傷害，這起訴訟韓國勞工部還在上訴中。
勞工受害舉證困難重重
Kong表示，法律有很多不利於受害者的地方，例如科技工廠通常將商業機密置於勞工安全及健康之上，不願提供工廠使用的完整物質清單、也未建立勞工安全的預防措施，導致員工受害時舉證的困難。
Kong舉例，企業永遠有新的策略來回應挑戰，例如你一直尋找究竟什麼物質讓工人生病？找出來後，公司就說：我們已經沒在用了，不然就說這種物質暴露量很低。過去幾個相關訴訟案例都有TCE（三氯乙烯），但三星公司的回應是：「我們沒有用TCE」，而這在訴訟過程中工人很難找到證據再去確認。
另外科技產業變化快，依Moore定律約18個月就有變化，在科學舉證上更是有相當大的侷限。而另一個收集證據的困難是，如果要檢視工人暴露情況，就必須到工廠內部，但一來工人流動性高，二來通常工人基於保障工作，有較反工會的傾向，特別在父權社會的亞洲這種情況更加難以突破。
而企業政經實力堅強，例如三星僱用了27萬名員工、且出口量大，Kong開玩笑說，韓國應該叫做「三星共和國」。政經實力也是導致勞工弱勢的主因。
勞工暴露高 但規範卻較少
跟Kong一起來台參與研討會的Ted Smith（責任科技國際運動的總召集人）表示，IBM有一分三萬名員工在30年間的死亡檔案，公衛學者Richard Clapp分析發現，因乳癌死亡的女姓員工約是其他業別勞工的2.42倍，其他包括腦、腎等器官的疾病也出現較高比例。而值得注意的是，直到2001年IBM的訴訟中還有員工的下一代，表示高科技職殤也擴及到員工的下一代。
他指出，工廠內的暴露值遠高於環境中的暴露值，但相較於環境管制，勞工所受到的規範可能更不足，例如有些物質在職場反而沒被規範。
社區行動
台灣跟韓國一樣，發展高科技30年來類似的問題也還未受到應有的關注，新竹公害防治協會理事長鐘淑姬說，新竹科學園區每天最大汙水放流量17萬1千噸，全數排入新竹第二大河川客雅溪，多年來已造成客雅溪生態的改變，再也沒有人敢到這裏遊憩或洗衣服，也因發現了綠牡蠣，養殖早被禁止。
這些都讓社區守護更加警覺，鐘淑姬提到，竹科的汙水廠本來非常臭，後社區組成聞臭隊，只是這樣最後就逼得竹科把廢水廠加蓋。她強調，「這不是什麼學問高深的事，每個社區民眾都可以做到。」
新竹曲溪里里長劉德芳也在六年前成立河川巡守隊，一周做四次水質監測。他表示，科技廢水有沒有汙染河川、無塵衣的工作有沒有汙染，民眾只能用猜的，而學者專家在緊要關頭又會為了經濟成長而忽視還有地方環境問題。
目前的做法是，有10位居民、以及10位清華服務學程的學生每周在四個監測點檢測水質，包括：涵氧量、導電度、酸鹼值、温度、ORP（氧化還原電位）等五項指標。而民眾也從目測發現，左邊從放流口排出的汙水看起來比較清澈，但卻沒有魚。沒有排汙水的河面好像比較髒，但卻有魚。這些行動都促使居民想進一步了解這條溪究竟發生什麼問題。
另外，如果一直談科學園區汙染，一般民眾可能很難接近，於是設計了每年兩次公共參與課程，包括河川腳踏車巡禮、推廣環保洗劑，讓民眾親近河川。
Ted Smith表示，矽谷毒物聯盟也有一個永續水計畫，請高中生把蛤仔放到水中檢測。他表示，水質檢測費用高，社區民眾採樣後如能跟大學合作會取得專業的協助。不過他提醒，檢測項目多，務必找出關切物質。只要行動，人民還是有能力知道更多企業使用物質的真相，然後去揭露、並促成法令規範的改變。
※ 本文同步刊載作者部落格「環境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