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海痛土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苦海痛土

建立於 1986/11/21
作者:楊憲宏

水俁,30年前受水銀汙染的日本海村,在全世界大部分研究公害的人的腦子裏是一段人間的傷痛過去,許多人以為這段富有教訓意義的事件,已成歷史。談到水俁往事,多數人以彷彿有那麼一點記憶陳跡的口氣說:「從前的確是發生過這一樁因為一家工廠排放廢水而造成的害人事件……」年輕一代的,則幾已不知道,人間曾有如此慘案。

水俁事件30年後,走在這個位於日本南端九州不知火海海域的村莊,才知道30年來,汙染為害,事過境未遷。

有機汞入侵的海域依然浸泡閃著銀色光澤的毒物;在海中浮游的依然是吃水銀汙染長大的魚,而那些當年遭毒害而殘廢的人們,仍然無法脫離汞中毒的魔魘。

水俁案並沒有過去,水俁案並不是歷史。它的汙染仍在那裏,認定的受害人數目仍在增加。截至今年5月底的統計,歷年來申請鑑定是否為水俁症的病人實數已累積達11247人,其中已處分並認定為水俁症者達一子698人,仍餘5232人還在等待鑑定。

自1973年3月20日,熊本縣地方裁決所裁判禍首工廠新日本窒素公司敗訴以來,申請鑑定的患者從一子500人激增破萬,認定的病人也從1974年百餘人逐年增加到今年的1698人。

在漫漫長路上,已認定的病人中已有625人死亡,而那5000餘今天仍苦苦等待鑑定的人當中,也有483人等不到真相大白的日子,已經辭世而去。

這樣沉痛的30年。

「水俁」原是九州的一個小城地名,卻成了「水銀中毒症」別名。

那種「地名」轉變為「病名」的深深悲哀,重擊著不知火海沿岸纖弱窮人,同時也重擊著日本政府。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號稱從敗戰廢墟中挺立的「經濟巨人」;這個今天躋身世界強國之林,舉足輕重的世界政治舞台新貴,面對水俁症與海域汙染的善後問題,也只能讓那樣的沉重悲哀一年復一年的繼續深沉下去。水俁就像日本的一隻「痛腳」,隨踩隨痛。強大如日本的國家,似乎也解不了水俁小小村落的難題。

這樣的日本,這樣的水俁,兩相對比之後,復想台灣今天面臨的污染難局,不免心驚,可怕的是我們比日本更無本錢,更無反污染能力,而步著污染後塵的速度卻日快一日。這樣的恐怖感,久久不散。


7月30日筆記上簡記著:「在京都買大阪飛熊本的機票時,發生了一件令人震驚的事。」

「交通公社」的職員很有禮貌的走過來,詢問是否需要幫助。

由於幾日來在東京、大阪、京都每會晤日本學者與民間工作者時提到「水俁」,總是得到強烈的反應,一位大阪大學教授並用誠懇的口氣說:「那是反汙染工作者的朝聖之地。」心裏總以為「水俁」是日本國民人盡皆知的小村。

「交通公社」的男職員一臉孩子氣,對我所問「要去水俁,不知機票情況如何?」似乎感到困惑,我重複著MINAMATA,水俁的日文發音,等候良久,他終於反問:「水俁?是哪個國家啊?」

多麼令人震驚的事。就在水俁咫尺相鄰的京都城裏,年輕的日本男孩,竟已不知道水俁了。一種驚異、失望、難以置信的感覺隱隱作痛在心。對一個千里迢迢來探訪這處以汙染聞名於世30年的受傷土地的人而言,真是沉重的當頭一擊。

平靜心情後才回答:「日本,水俁在九州熊本縣不知火海岸邊。」他喃喃念著「水俁」,似乎不大相信,拿出九州旅遊地圖,努力尋找起來。

為了訪水俁,在臺灣我已讀了不少「家庭作業」,我迅速找到九州中部面海的天草諸島,水俁就在這列島嶼對面。緊盯著我手指之處,年輕職員用愉悅而稚氣的聲音說:「啊,在這裡!」

他職業的、快速的檢查飛航資訊後說:「實在是鄉下地方,要去嗎?只能飛熊本機場。」到熊本之後還得搭乘2小時火車。

在大阪機場上了「全日空」飛機,心中仍不住想著年輕日本男孩的清秀臉龐,矛盾盤弄著,這一代不知上一代的痛苦,到底是對或不對?到底這樣的無知,是不是就是一種幸福。


第一次聽到「水俁症」是在醫學院三年級那年。修習神經解剖學時,在幽暗的幻燈片教室,看見螢幕上映出受害者扭曲的臉與軀幹,教授沉靜而公式的低音在黑暗教室中共鳴,沉沉的包圍過來:中樞神經系疾病,患者因為吃了受有機水銀汙染過的魚,水銀沉積在大腦。發病過程緩慢,長的可達20、30年。先是唇與四肢發生麻木、針刺感,隨後說話結巴,眼睛視野縮小至針孔大小。嚴重病況患者陷入昏迷、全身性不自主運動、無法控制的狂吼……,終於死亡。

死者大腦的病理解剖幻燈片,如一片片海綿,腦細胞遭蟻蛀般,空掉了。教授冰冷的學術發音繼續說著:吃下有機汞汙染的魚,外表健康的孕婦,可能產下腦部已受汞侵入的畸胎。水銀可以經由血液穿過胎盤,進入胎兒發育中的腦組織。

還記得當天下課,教室燈火大亮,大夥兒一如往昔,經歷下午2小時「黑暗教育」,重見光明,如釋重擔,爭先恐後,提著大書包,奪門而出的情景。獨自坐在200人階梯教室的後排,想著,啊,水俁症,那是什麼樣的一種悲慘疾病呢?黃昏,走在校園杜鵑花道上,感到十分不安,內心在騷動著,不能寧靜。

回想這段啟蒙時代的往事時,正坐在熊本大學醫學院遺傳疫學原田正純教授的研究室,這所醫學院的教授團首先著手研究水俁症的問題,在1950年代,水俁地區流行著「怪症」時,幾位熊本大學年輕學者已意識到,這個海村,恐怕有著爆炸性的災難正快速擴張。

原田正純教授放映著一部他與幾位同伴共同攝製的影片「水俁症,悲劇三部曲」。30年前的黑白記錄片裏,一戶受害家族田中氏,母親看著重病女兒,用似乎因過度悲哀而顯得無情的聲音說:「靜子得病後,哭聲如同貓叫。我們以為是貓傳染給牠的病。」

水俁有著十分複雜的過去,卻很「幸運」的受到許多有遠見者的注意而留下許多可作歷史見證的記錄。即使是在根本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的30餘年前,就有社會關心者,拍攝下他們認為後世需要知道的點點滴滴現場。


3年前,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的「毒物學」課堂上,曾經看過一部4小時長的全本「水俁」紀錄片。當黑白膠卷快速滾動,敘述著冷血事實時,不得不教人感動於那些歷史見證者的努力與苦心。

在這一代又一代的見證者當中,最讓我感到震撼的是已故的美國攝影家尤金史密斯。1975年他完成攝影、文字專集《水俁》。

他在水俁將近4年,1972年至1975年最暴烈而關鍵的年代,向全世界傳遞出水俁冤情。以守望者的眼睛注視著這個悲慘事件的審判,他也因此而被汙染工廠新日本窒素公司的打手毆成殘廢。

11年後,展讀尤金史密斯夫婦的書,仍感覺到血脈噴張,憤怒的聲音躍然紙上。決定水俁之旅時,曾經想像著各種不一樣的觀察切面與情節,最終仍被尤金史密斯的觀點吸引,決定依照他曾經走過的軌跡,重走一遍。

尤金在水俁地區為窮人所努力過的,至今水俁人仍然不忘。拿著尤金攝影集《水俁》探訪每一個他曾經艱辛觀察見證過的角落,走在這個歷劫不復之地,冥想著當年,那該是一種如何激盪人性,沸騰靈魂的情境。

11年後,訪問尤金曾停駐過的地點,感受著歷史的喧嘩雜沓與騷動,耳中、眼中、腦海裏,有著一幕又一幕充滿啟示的情節。

乘著急行夜車,奔馳在互相感到遙遠而陌生的荒原野海之間。到達水俁的第一晚,竟有一種親似歸鄉的旅人感受。終於走上一直止於想像的「水俁之旅」,尤金的作品世界裏寧靜中有不安的哲學視野,深深穿透我的思想。

向水俁人解釋著,我想瞭解尤金別後的水俁;提及尤金,便倍感親切,像初會陌生人時,話題中竟找到共同朋友一般,水俁人給我一種睽違已久農人特有盛情的感動。

在不知火海,這個曾經埋葬多少浪人、武士的傳奇水域,幕府時代宮本武藏曾經苦行修劍之所;與那些歷劫工業毒害的人們,回憶著當年受害的每個細節是十分痛苦的經驗,水俁的對岸,天草,是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惡貧之地;正是小說中每每提及殘酷人世有如地獄的窮人故鄉。如此哀痛歷史不斷從腦中翻活起來。


尤金的書以一個毛筆字「愁」開始。

1907年,一家後來更名為「新日本窒素」的石化工業公司宣布要在水俁灣上建設工廠時,水俁地區的鄉紳一致認為,這是他們家鄉繁榮的開始。尤金記述:「全世界污染慘禍的故事,都有著一模一樣的開頭。」

「新日本窒素公司」的前身是日本碳化物商會與曾木電氣,於明治41年合併組成。窒素是日文「氮」的意思。這家化學公司原以生產氮肥為主,以後隨著維新後日本工業發展的需要,生產各種化工原料,氨、電石、乙烯以及經由乙基化合物合成醋酸,或經由鹽化合成樹脂。

遠在大正14、15年間,工廠因造成環境汙染魚貝死亡,一再賠償漁民。到了1932年,新日本窒素公司水俁工廠大量生產乙醛,在生產過程中產生大量水銀汙泥洩入水俁灣內。

此後近20年間,工廠與漁民之間雖有因漁獲受汙染問題而爭執,並未發生大規模衝突。

1950年,水俁灣海面出現怪事,大群海魚像不太會游泳般,任人網捕。不會逃走的海魚上岸之後,也不太活潑,像是生病了一樣。

從1950年至1953年,水俁市漁會的漁獲調查,年平均還有12萬噸;但此後年年下降,到1956年,漁獲量只達2萬5000噸。此時的水俁灣,海面上經常可見死魚飄浮。

從水俁川出口往北至湯之兒海岸,腐臭魚貝屍飄流上海灘。水俁灣是一個袋子狀的漁場,也是食用海藻的產地,海藻竟全數滅絕。

在水俁市南方的湯堂、出月、月之浦、茂道及近岸離島戀路島,經常可見海鷗在飛行中突然失速跌落海面的異常現象。

在陸地上則發生野貓投海自殺的事,自1953年,出月地區出現第一例「枉死」貓事件後,明神崎、月之浦、湯堂地區相繼有居民傳說貓瘋狂的怪異事端。同一時期,同一地區,也發生豬在柵欄內發狂的離奇案件。

1956年4月21日,新日本窒素公司水俁工廠附屬醫院院長細川一博士在小兒科看診時,收入一名姓田中5歲11個月大的女孩,女孩有步行障礙、言語失調,並有腦性麻痺者狂躁特徵。細川博士在2天後,讓女孩入院,入院當天,患者約2歲11個月大的妹妹,因同一問題來看診。

患者母親的愁訴中,令細川博士大驚的是,不只是她家的孩子有此毛病,鄰家也有好幾人。細川院長召集小兒科與內科,赴病家住處入江村調查,共收入8名當時稱為「怪病」的患者。

這是5月1日,細川博士正式向官方衛生單位水俁保健所所官伊藤蓮雄提出報告「多件原因不明的中樞神經病變患者」。

伊藤蓮雄後來成為早期記錄水俁症最重要的人物。他在原因不明的情況下所拍攝下來的生態調查影片,成了水俁問題研究的第一手證據。至今所有有關水俁的黑白記錄片,仍在引用他當年記錄下來的膠卷。

水俁症的第一名犧牲者,田中家的女孩。細川博士的病歷上記載,發病後病況快速惡化。住院三日後,上下肢肌腱反射亢進、全身強直性痙攣。一個月後,失明、手足彎曲變形、頻發全身性痙攣,數日後死亡。

同樣的怪症接二連三在水俁地區出現。初時居民與醫界人士一致認為,村裏正流行一種傳染病。這年5月28日,水俁市醫師會、保健所、窒素公司附屬醫院、市立醫院、市政府緊急組合了「怪病對策委員會」進行患者隔離、確認的工作。此時才發現1953年前後,新日本窒素水俁工廠曾有一名49歲倉庫工人得過相似的病症。

「怪病對策委員會」,這時也向熊本大學醫學部求援。

1956年8月24日熊大小兒科長野教授、內科勝木教授、病理科武內教授、細菌學六反田教授組成「水俁病醫學研究班」同赴現場收集資料。

10月4日研究班發表首篇報告:病原是某種重金屬。水俁灣的魚貝含重金屬。研究人員警告:不得食魚。此時一點也不明白,為什麼魚貝會含有重金屬,到底是何種重金屬。

1957年,各種學說與猜測出現。病人數目增至52人。其中死亡者達21人。到了1958年,熊本縣政府才發佈不得出售水俁灣魚貝的通令。尤金在他的筆記中特別書載:熊本縣政府並未禁止居民捕魚。原因是,居民除了捕魚之外,無其他維生依靠。

這一年窒素公司不顧細川醫師的警告,將原排入水俁灣的乙醛工廠廢水,轉排入水俁川。幾個月後,川邊流域出現怪症病人。

病人數目在增加,可是原因還是不知。1959年7月,熊本大學的研究員中,有人提出「水銀中毒」的假想,隨即成立獨立委員會,可是這個委員會神秘無疾而終,後來才知道窒素公司在暗中阻止。

關鍵人物細川博士此時似乎已聞到味道,知道他所服務的「新日本窒素」就是禍首。他開始養貓,給實驗貓各種不同的重金屬,都得不到答案。

細川博士後來要他的助手去取乙醛工廠排水口的廢水來餵他第400號實驗貓。這一次他找對了。1959年10月7日,第400百號實驗貓病了。當細川博士看著貓發征、抽筋、流涎,以恐怖的速度原地打轉,並撞擊貓屋,一如數年來水俁海岸發狂的野貓。他嚇住了,這正是他一直害怕看見的景象。他的實驗證明了,他所服務的公司正是罪魁禍首。

細川博士向公司報告他的發現,結果是公司要他停止所有有關水俁病的研究。細川博士從此進入他過世前人生最痛苦而黑暗的沉默10年。

從醫業的道德出發,從未停止尋找水俁症的人間罪證;可是自從報告水俁症百名病例後,他不再揭發任何他知道的情節。一直到1970年7月4日,細川博士在病榻上彌留時,他才向法院見證,新日本窒素公司乙醛工廠排放的廢水含有水銀禍患根源。


1959年10月以後,漁民開始在水俁示威,並衝入窒素公司。在自力救濟的暴力行動中,窒素公司以「補償」的方式救濟受害人。這家工廠並不承認他們的罪業。在補償契約中,新日本窒素公司寫下一條約定:即是將來證明新日本室素公司有罪,公司也不必再為有罪付出更多補償費。

一方面新日本窒素公司建了一座處理廢水的設備,聲稱不再有水銀廢水排入海域。不過熊本大學的研究班仍然在1962年證明:乙醛工廠廢水中含有機水銀是致水俁症的根本原因。

汙染海水中的魚貝類從廢水汙染中攝食水銀,經過生物濃縮,使食用海鮮的人,吸收大量的有機水銀,引發中毒。

這一年,水俁症認定患者達121人,其中46人死亡。水俁症被認為已經「結束」,認定患者的工作告停。水俁市回到平靜無聲的過去。

人們遺忘了這件其實並未結束的慘案大約有3年之久,直到新潟水銀中毒案發生。

1966年,新潟大學醫學院一名醫學生,在聆聽教授講述水俁症中毒患者的病史時,突然從座位出聲說:「我們醫院裡有一位同樣症狀的病人!」

這名病人的病因一直不明,院方也封鎖消息。不久之後,病人數目激增,可是醫學院仍不願發佈消息,怕引起市民恐慌。但新潟地區一群開業醫師認為,如此沉默,只會引起更大的災難。他們向當地一份激進分子辦的刊物透露這個爆炸性消息。

新潟大學醫學部終於承認,在新潟郊外阿賀野川流域正流行著水銀中毒的病,很快的,在上游的「昭和電工」被查出來是問題製造者。

1967年新潟受害入向法院提出賠償告訴。告訴中把病名稱為:「新潟水俁症」。他們的目的在昭告世人,受害的人不只是新潟人,水俁人還在他們之前使受難。

新潟人的鬥志十分旺盛,他們後來向尤金回憶奮鬥日子時說:「那不是一場我們能夠贏的審判,而是我們志在必贏的審判。」畢竟看多了無法控制自己四肢舞動肢體扭曲的不自主運動水俁症者,憤怒之情是無法再忍受的。

1968年1月,新潟受害人到水俁探望同病患者,互相找尋經驗與心靈支持。這種同舟共濟、精神串聯的結果,水俁人終於站了起來。在1969年6月14日,29個水俁受害家族代表45名受害人,向熊本地方裁判所提出告訴。

在新潟與水俁接連發生工業汙染造成無辜人群水銀中毒的案件壓力下,日本政府終於在1968年9月26日承認:新日本窒素公司是水俁症的罪人。

1970年是受害人反攻的轉捩點。
這一年發生了好些事:
年初:熊本大學水俁症研究班繼續擴大找尋受害人。

5月:加拿大安大略地區發生水銀汙染河川事件,加拿大政府不准在此河川捕魚出售。一家公司(Dryden paper company)的鹼氯廠排放水銀廢水到English-Wabigoon河。這條河每年有上千美、加遊客在此垂釣。

7月:細川博士在病榻作證。,

11月:日本政府為水俁案組成「中央汙染委員會」。

政府的關心來得有點遲,但來了,總算值得安慰。此時離開發現水俁症第一名病人的時間,已隔14年餘。但真正的正義卻還在兩年半之後,才得以伸張。

尤金史密斯夫婦在1972年準備赴水俁工作前,他在紐約羅徹斯特大學的一項水銀會議上,遇到一名科學家,談及水俁之旅。這名科學家告訴尤金夫婦:「水俁案早已結束了!」

尤金在他的書序言中說:「我們的工作終於證明水俁案一直沒有結束。」

在尤金寫下這段話的11年後,來到水俁,很能感受到那種在人世嘈雜的紛擾困局中,聲嘶力竭呼喊,警示眾人的無奈苦楚。怎樣才能讓這個容易遺忘的社會,勒記在心?像水俁案一樣的慘事,即使再過100年,那些銀色魔物仍會存在平靜海底,繼續著沉默殺手的工作。

沒有來到水俁,真的沒有辦法體會這樣的內心壓力。沒來到水俁,也不能瞭解,為什麼到今天還不斷有病人被確認出來。沒來到水俁,也沒機會知道,在這地方仍有來自大都市的血性知識分子,在這苦痛之地,幫助著無依無靠的受害人。

透過原田正純教授的介紹,認識了高倉史朗。他是東京大學天文學系畢業生,10年前來到水俁。與相知同伴創設「水俁症中心想思社」。這個社會運動中樞現在有10個家庭,同住在一起。

這些人,從前是學生運動的領袖,大學畢業之後,直接來到水俁,落地生根,高倉是典型的例子,兒子都已4歲。

拜訪想思社這天,剛是中餐時間,與社員共同跪在40坪大的榻榻米飯廳兼會議場吃飯。傳統的味僧湯與油炸甘藷泥,日文叫ころけ的東西,吃白米飯喝冷麥茶。席間可以感受到那種於今少見刻苦的知識分子風骨。

毫無疑間他們是反對體制的,抗議日本政府照顧水俁症患者不周。也反對工業家不顧人命的盲目開發成長行為。他們在傷心之地,默默工作,激進的表達他們對不合理現代化的不滿,他們不是浮誇光說不練的蒼白讀書人,他們是有勇氣把自己的一生與窮人埋葬在一起的血性漢子。

想思社員自己建造的鐵皮房子裡,收集著30年來各種各樣的文獻資料。在小社區中心,有一個石碑紀念細川博士所養的第400號實驗貓,因為貓的犧牲,水俁冤情才有真相大白的一日。

細川博士當年餵養實驗貓的貓屋,如今擺在思想社「永汞症30年資料館」的入口。陰沉面腐蝕的鐵絲籠裡,有著震懾人心的哀痛既往。

像「水俁症中心想思社」一樣埋頭苦幹的社會運動團體,目前共有24個,人數多逾200人,他們有的長住水俁,有的來往於水俁與其他大城之間。

日本一本發行25年的評論性雜誌:《思想的科學》今年6月份特開專輯【水俁的現在】,專書介紹這些默默耕耘的團體。他們來自高等教育,卻不願自甘為日本社會機器的螺絲釘。他們反對重商思想瀰漫的社會體制。

高倉與他的同伴甚至不願喝「可口可樂」,他們覺得應儘可能拒絕工業化產品,尤其是跨國性企業的產物。

如此背離社會既有軌道,如何維生呢?在水俁丘陵上,遠望水俁灣的黃昏時,高倉說:「我們賣無農藥栽培的橘子。」

幾年來他們的維生工作就是,鼓勵水俁地區農民種橘子,不用農藥,然後他們與日本大都市裡希望買無農藥農作物的消費者聯盟,連結成直銷系統。高倉說:「橘子長得醜,但是這些消費者願意花比較高的消費價格來買。」尤其當大都市的主婦聯盟知道橘子來自水俁,也明白這些「運動團體」的工作意義,她們全心全力支持。

高曾說:「我們就從中賺取運銷費用。」10幾年來這一代的農民已經十分習慣於這種合作產銷的方式。他們完全放棄了日本今天所擁有的商業體系,自己開闢出一條「自力救濟」的道路。

這些作為,可以說極不給當權者面子,但也唯有如此,運動者才不會向現實體系軟弱、妥協。

高倉與他同志的努力,正是以知識分子活見證的精神,進駐汙染中心,親身告訴那些關心水俁事件的人,工業家的罪業是如何難以彌補;只要有他們存在一天,高倉與他的同伴認為,日本政府與工業家就無能掩蓋,欺瞞世人說:「水俁症早已結束!」


尤金史密斯在《水俁》一書中,曾描寫一名讓他感到溫柔可親的女子:「當我遇到她時,她已15歲。她走路困難,智力無法勝任像4加5這樣簡單的算術,可是卻是個滿注感情的女子,有與生俱來的幽默感。很奇妙的,每當見到她,我便感覺到溫柔可親。」

這名女子是阪本忍。一名先天性水保症者——水銀中毒的病人。

阪本忍是尤金特別鍾愛的一名水俁患者。

在阪本忍出生前三星期,她2歲大的姊姊走路開始搖搖擺擺。這是1956年的事。

這年7月20日,阪本忍誕生;3歲大的姊姊已住進熊本大學附設醫院。此時這名小姊姊已瞎,臉色蒼白,口角流涎,無法走路,也無法吞嚥食物,全身痙攣不休。

阪本忍沒見過面的姊姊終於回不了家,病死於醫院。

阪本太太當時怨怒悲哀交加,3歲的大女兒是他們結婚8年後第一個後代。後來,阪本太太思想著也許神有安排,帶走了大女兒的生命,重新賜給他們阪本忍。

而神恩似乎不長,幾個月後,他們發現阪本忍一樣得病。阪本太太在懷孕期間吃下多量受水銀汙染的魚,水銀從血液中侵入胎盤,使在子宮裡的阪本忍中毒。後來熊本大學的研究甚至證明,懷孕婦女中毒症狀較輕,主要原因是,水銀分子有親胎兒的性質。胎兒吸收母親體內大部分的水銀,代母親受罪。

肢體殘廢的阪本忍,是個內心十分堅強的女子。我看見她時,她剛度過30歲生日,在破舊的老式日本房子裡工作。她已學會以日本傳統造紙的方法,自力更生。

在熾熱的陽光下,阪本忍與她同住的友伴,以木框布網在水池裡撈泡浸在水中的透明楮木纖維。經過十數次細撈動作後,阪本忍拉開木框將布網舖在木板上,用乾布吸去多餘的水,而後揭掉布網,一層厚的褚木纖維呈長方形;緊貼在木板上。阪本忍利用陽光的熱力烘乾褚本纖維,乾燥後,揭下來就是一張一張傳統手工造紙。

尤金最寵的阪本忍終能自力更生。她所造的手工紙為她帶來一筆有助於維生的收入。

與阪本忍同住的還有另兩位水俁症病人,田中與加賀田。她們都學會造紙,也會用所造的紙做成信封、明信片。在小便箋中甚至夾入水俁土產的無名花草。

一名來自大阪大學教育心理學系的女子,高山宏子,已與她們3人同住將近3年。與宏子握手時,感覺到他的手像石頭一樣堅實。高倉在拜訪後說:「她們自己耕作芋頭、種菜。」幾個人住在破舊的老房子裡,燒著煤油燈,吃著自己手耕的食物,靠賣手工紙維持其他生計。

簡單而樸素的生活中,她們嘗試如何回歸自然。與高山宏子一起幫助她們的大學生創立了「水俁浮浪雲工房」,成為這群大學畢業之後,繼續實踐理想的工作場。

一名剛打從大學畢業的女子,遠離城市,遠離人群,把自己的青春留駐在這個苦難鄉里。高山宏子頭上紮著花方巾,成了他的標記,她笑著告別時說:「我們堅持過我們想過的生活。」

車遠離住著阪本忍的茅屋時,心裡想著,這群堅持回歸自然的女子,她們的暗褐素顏的確給人一種尤金當年所說「溫柔可親」的感覺。

曾受工業水銀毒害的人,今天堅持赤貧著回歸自然。黃昏遠望水俁藍色靜海,其想著這到底是怎樣的一種人生沉浮,激動得不知應該如何安置自己的情緒。


在尤金的水俁大事紀上有一則備忘:「1972年6月阪本忍與浜元二德參加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聯合國環境會議。」

阪本忍代表的是先天性水俁症患者;浜元二德則是成人水俁症者的親身見證。

浜元二德在1955年7月19歲那年中毒。他的雙親則相繼死於水俁症。父親是嚴重中毒的病人,卻死得很慢,在全身痙攣、指甲抓傷身體血跡斑斑的恐怖等死日子裏,含恨痛苦而去。熊本大學曾經拍下浜元二德的父親死亡前的狂亂發作。尤金在他書中說:「看過影片的人說,那是一卷紀錄人性裂解的沉痛研究。」

拜訪浜元二德那天,心中很沉重。知道他下肢殘廢,卻還在東南亞各國奔走演講,為水俁症見證。晚上共餐時,他不斷問臺灣的重金屬汙染的狀況,沉靜而專注的問每一個問題,把事情當成在關心自己家鄉一般。典型的反汙染鬥士的眼神,凝視著桌上交談筆記,浜元良久才說:「真是困難啊!」

在榻榻米盡頭的斗櫃旁倚著一面黑板。浜元在上面記著:「中國報告,松花江水俁症(中醫研)「菲律賓訪問、韓國、越南、檢診車」「印尼訪問」「第三世界工作坊」「印度波帕」……交流。

他創設了專門交流國際的研究組合「亞洲與水俁結合會」。他企圖以他對水俁受工業公害的瞭解,去關心亞洲諸國生活環境的安全問題。原因是,自戰後日本工業,不斷進出於東南亞諸國間,接連發生的公害事件與日本工業都有著直接與間接的關聯。與浜元一起的工作者,認為他們不忍見日本工業界這種無情殘害的行動繼續下去。浜元的助手谷洋一在今年6月號《思想的科學》雜誌上一篇文章『浜元先生之旅』上說得血淋淋:「水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軍侵略鄰國的軍需產業後勤基地。也因此『日本窒素』才在水俁發展起來。」

這個當年生產軍需的「新日本窒素」公司,也就是後來排放水銀廢水毒殺日本同胞的「新日本窒素」公司。

谷洋一認為,東亞諸國包括日本人民都是這個戰爭的受難者。他們認為今天這樣的苦難並未結束,只是轉變了面貌。「水俁與亞洲結合」正是希望傳播東亞住民應開始培養「社區意識」互相守望生活的安全。

守望著類似水俁悲劇不要重演。印度波帕事件發生後,他們曾赴現場,如今他們更堅定如此信念。

浜元的思考應是來自絕望痛苦煎熬後,人性哲學的徹底醒悟吧!

在輪椅上,浜元的肢體便是最強悍的語言,便是向全世界控訴工業家敗德,最具戰鬥精神的聲音。


登上船夫中村雄幸的小船出海時,正入迷望著水俁人所說「從不生氣的海」,想著為什麼不知火海的運氣這麼壞。

中村在發動船,我看著岸邊礁石,清冷的海水,甚至沒有一點汙感,很難想像水底沉著比自然含量高出百倍、千倍、萬倍甚至億倍的有機水銀。

也是因為毒是如此的隱藏,幾年來還是有著無法選擇其他生活方式的漁民,捕食這個水域的含毒海魚。畢竟他們看不到;而那些體內累積水銀的魚,味道同樣鮮美。

一年餘前,行政院衛生署環保局向日本買進攝製於1976年的影片:「水俁,這樣的20年」。畫面中有一幕是汙染的不知火海,漁民們在捕魚的鏡頭,曾令我感到迷惑,為什麼受如此重大教訓後,仍然不能讓他們覺悟。

小船出海,中村與高倉解釋著,日本政府準備封閉水俁灣逾20平方公里的海域,而最嚴重的百間港昔日汞汙水的排放口,則已開始進行填海工作。

30年了。「水俁港護工事說明書」上記載著:水銀濃度超過25ppm的海域,汙泥量共約150kl,散佈在211萬m²的海域。

其中必須填土的面積約58萬m²,必須進行汙泥浚浚渫的面積是153萬

水俁灣裏到處是巨形鋼板排成的牆,分隔海域。到處是浚渫船,名字叫「清潔機」、「巨無霸掃集機」。大型鋼管將抽土來的汙泥輸送到陸地處理,警戒船在一旁監視著浚渫船的工作,如果工作船激盪起海底汙泥,警戒船便拍發停機警告。

從明崎到戀路島,已圍起超過3公里長的海底漁網,不讓外來的魚再進入水俁灣。在船行的缺口上裝置著海底音響嚇走靠近灣區的魚。這都是近10年間做的工事。

日本政府在水俁症確認後30年,所能動手拯救的海域,還不到全數受汙染面積的1/10。但高倉說:「沒有人知道所謂的填海、浚渫到底能不能解決問題,也沒人知道工程要做到什麼時候。」

浚喋船與水中城牆似的鋼板、蛇行的鋼管形成水俁灣最突兀的景觀。這也是日本政府向外人展示「解決汙染」決心的最佳樣板道具。來探望水俁的人,只要看見這些景觀,很少不被說服:「日本政府正『成功』的在解決水俁汙染問題。」

「成功」的也許只是,日本政府保住了面子。畢竟水俁之恥,是很令今日強大的日本感到難堪的事。

幾年來,水俁市長一直以「創造水俁光明的明日」為宣傳口號,企圖洗刷水俁苦難的形象。這種只重表面的政治性想法,讓真正投身幫助仍在受苦中受害人的大學生感到十分無奈。

當政者所關心的似乎已不是解決全部汙染、幫助全部受害者,而是儘快挽回面子,讓大家忘記、讓「水俁症」從大家的記憶中消失。

在參觀照顧水俁者的政府機構「明水園」時也有同樣的感覺。這家醫務中心所能照顧的永汞症患者的最大容量,還不到認定病人的1/10。

「明水園」有最完備的復健設備,有最舒適的病房設備,讓水俁症者長期住院。讓所有參觀者印象深刻。看過「明水園」之後,有人敢說:日本政府不照顧水俁病人嗎?這該從何說起呢?阪本忍曾住過「明水園」,但她堅持退院,因為她有超人的自尊,不願成為宣傳樣板。

這時才比較明白為什麼尤金的攝影寫作集中,沒有「明水園」的介紹。

夾雜在這樣迷惑的情境中。不知火海的午後天空沉靜深藍得令人感到不安。

離開水俁的清晨,獨自走到當年暴民集結的「新日本窒素」水俁工廠門口。這家工廠,到1982年底,向政府借貸賠償的錢已達213億3400萬日圓。

1973年3月20日熊本地方裁決研判受害人勝訴的正義法庭,如今已成古蹟。

陽光照在工廠高聳的煙囪頂。

火車奔向熊本。想著人間正義到底是什麼?尤金書中序言裏的話不停的湧現腦海:「……第一個我想從記者這行業剔除的詞是:客觀。能如此,我們的『自由』媒體,才可能進一大步。而也許:『自由』是第二個該剔除的詞,…不受這兩個被扭曲的詞限制,記者與攝影家才可能發揮他的責任。」

這樣的苦海,如此的痛土。水俁的30年。


請不要這樣想:「這是30年前,別人的故事。」

臺灣地區在民國68年至70年間,臺灣省環境保護局與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同位素組,以中子活化分析調查高雄、臺南、苗栗、臺北,全省8家鹼氯工廠環境中圳道、河川、港灣等水域之底泥、魚貝蝦類,以及稻田土壤和稻米之水銀含量。

高雄十字渠的底泥水銀含量達108ppm。

中港溪下游、鹿耳門溪下游安順顯宮地區、後勁溪下游楠梓右昌地區底泥水銀含量在10ppm左右。

水俁地區引發水銀中毒的大部份海域、底泥水銀不過在20至260ppm。

這樣的數據讀後,能夠沒什麼感想嗎?

水銀當然不是唯一要煩惱的毒物。

寫水俁故事的心情很複雜。除了想把這個過去只有零星介紹的汙染事件,做一次總結性的整體回顧外,也是把水俁當成要是我們也發生這樣的問題,該怎麼辦?來思考。

從水俁歸來之後,常常想著:「這不是別人的故事。」有時會覺得如此想法真荒唐。面對可憂的未來,又能期望有多少人能真正瞭解這樣的警句?
                                                       

原載1986年11月20、21、22日《聯合報》副刊

※ 本文轉載自《公害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