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許一座不存在的玫瑰園?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輕許一座不存在的玫瑰園?

建立於 1987/02/01
作者:楊憲宏

「是不是一切努力都太遲?」去年七月底,離開日本九州水俁灣水銀公害地,返東京途中,在黃昏急行的旅座上,感到心倦身疲的思想著,公元2000年的臺灣會是怎樣的景象?首先浮現的,竟是如此灰暗而悲絕的問句。

水俁慘案30年,留下斑斑血淚,至今無能拭乾;為什麼這些年來,沒有人告訴我們這裡的悲劇還未結束?為什麼一波又一波的訪日考察隊伍,離開日本之後,都說日本已經解決了公害問題?為什麼真相如此難明?為什麼到了1986年5月31日的水俁症診撿記錄表上,仍有5000餘名疑似病患仍在等候檢查名單上的公害事實,被認為公害已經結束?

這是哪門子魔術?當年奔走在公害現場的那些人如今安在?一名曾經為水俁症寫過揭發報導的日本記者說:「如今日本人民再也不想多看公害記事了,反公害已經是退時的流行。」

在東京一家大飯店的咖啡座上,這位日本記者用倍感艱辛的表情說:「那是一段令人懷念的時代。」在陳映真主領的《人間》雜誌上,曾看過十分類似的嘆息。多年來從事核能發電公害追蹤的《原發公害攝影集》作者樋口健二,在致《人間》的一封信上說:「很羨慕台灣今天還有這樣的雜誌」像樋口健二如此重要的公害紀錄者,今天他的作品在日本幾已找不到合適的媒體看載。

今日的日本是否就是台灣的未來?反公害終將成為「退時的流行」?回顧台灣環境運動的種種難局,層剝問題的核心,細細想來,走入如此可憂的未來,並非不可能。


去年年底中央民意代表大選,「環境保護」高居候選人政見之首。不論黨籍,所有候選人都聲討地方公害問題。這些候選人中,有許多人是拿過汙染工廠老闆的競選捐款的,有些候選人甚至還為污染工廠關說過。

反公害議題竟「流行」至此。在冷風寒雨的夜晚駐足於燈火通明的一灘灘政見台前,那些反公害政見,大多是一些通不過挑戰,經不起檢驗的輕諾與口號。

執政的國民黨面對選戰壓力,使一些長年欺悔民居生活環境的污染工廠在選前迅速停工。甚至讓提名候選人發佈與黨一貫政策並不一致的強烈反核意見。執政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還在這期間,正告杜邦公司總經理:「執政黨與民眾站在一起。」如果鹿港人不同意杜邦設廠,執政黨也不同意。

長期無改善誠意也難處以停工的汙染工廠,選前恰好停工;選舉一結束,便急急「試車」復工。

反核一向是國民黨敏感話題。選舉期間曾大喊反核的黨選候選人,當選以後,是不是仍能繼續堅持同樣的聲音?

還記得幾個月前,是否准許讓杜邦公司設二氧化鈦廠的辯論時,鹿港人簽名、示威反對,國民黨的從政黨員經濟部長李達海與經建會主任委員趙耀東,都曾經責難過鹿港人太情緒化。而正告杜邦公司:「執政黨與民眾站在一起」的許諾不能不算是重大的態度轉變。國民黨今後在處理杜邦、鹿港爭議,勢將軋入更多的政治成本。以選舉後,鹿港人仍持「怨」字紙牌赴總統府前遊行的狀況看,鹿港人是堅決不同意杜邦到底的。面對跨國公司壓力,如何告訴獲准投資的杜邦公司,不同意設廠,國民黨恐怕也無法輕易啓齒,現選舉已結束,若國民黨有轉變選擇要與杜邦站在一起,勢必是個叫大家都感難過的局面。

民主進步黨在環境關懷上,立於在野情境,雖無執政黨的尷尬局面;但普遍提不出關懷環境的藍圖,甚至連將如何迫使執政黨面對環境問題都無法提出適切說明。在長期缺乏環境視野與反公害內涵的信心支持下,民主進步黨甚至不敢把此一議題,當成政見主力。環境問題變成政見場上插科打諢的笑話。雖然在他們能言善道的演說邏輯下,這些笑話並非消遣得全無道理;只是這絕不是力爭上游的政治人物應有的作法。

一個該受批判,幾乎全無內涵的選舉「環境保護政見」竟被關心環境保護的知識分子,看成是不得了的大事。把流行看成大眾開心,把庸俗看成風起雲湧,把工具看成真心誠意。

流行、庸俗、工具化其實是今天環境保護運動面臨的最大危機。多數知識分子無法洞穿這些膚淺的社會現象,誤解危機為契機,自然是受了長期吶喊無果,迫切期待的「飢渴心裡」影響。受「海市蜃樓效應」愚弄。

這種效應的可怕之處,在於消遣反公害者的意志與定力。以為問題已有解決希望而放鬆加壓,以為環境運動已有結果,而停止前進腳步。

仔細回想當年日本政府如何從公害問題中脫困而出,似乎也曾走過同一過程。反公害流行、庸俗、工具化,政府拿出空前經費處理環境問題,許多政客搭反公害便車平步青雲(如:三木武夫還終於當上首相)。由於部分害問題確實得到解決,如人口密集的都市公害問題;社會抱怨之聲日低,一旦降到政府可以忍受的臨界點,環境保護工作也日漸放鬆。邊陲地區的環境問題便永無善之日。

任何一個政府,解決問題永遠不會脫離「解困模式」。也就只是在「抱怨」升高到一個認識閥後,才會衍生「解決」的程序。

環境保護的問題自也難脫「解困模式」。只是從日本的經驗可知,「解困模式」未必產生「解決問題」的必然結果,有時候只是將「抱怨」解決。一種成本最低的解決辦法。

只是讓抱怨者不再抱怨,或讓抱怨者無法傳遞不滿之聲,或切斷新生代對「抱怨歷史」的認知。這種運用人性弱點的情況,其實並不稀奇。在醫院急診室、住院病房裡,終日吊點滴的病人,其實多數並無點滴的必要,而且懸吊點滴對解決病情一點幫助也沒有。醫院如此作的原因,只在讓病人家屬感覺醫院正在照顧病人。消除病家的「抱怨」。

台灣地區將來面對環境問題,是否有可能解決「中央」而忽略「邊陲」;是否有可能採取「吊點滴」方式消除「抱怨」而不針對事實?是個應加警戒的問題。因為這種局部解決及抑滅抱怨的政治技巧,正是今天日本所以能夠魔術般的遁出「水俁慘案」困局的主要原因。


人是極容易遺忘傷痛的,也容易去相信那些他所期望的遠景的。許諾子民改善生活環境的政府,在這種脆弱社會心理背景下,有時難免庸俗,會陷入輕許一座不存在的玫瑰園的不義誘惑中。

這樣做的政府,本意或許並非如此;但有時基於工具理性的雄霸野心,會視此種輕許為「必須的罪惡」。

輕許一座不存在玫瑰園的終極結果必然是失望、憤怒,而輕許的過程中,所附帶的種種傷害很可能會侵害社會的文化內涵,造成「失文化」的高度緊張。杜邦事件將來的發展,很可能就是這樣的悲劇模式。

在輕許之外,另一嚴重的問題是,在缺乏遠期風險評估及危機處理的觀念下,執政者習慣性遮蓋問題,明顯的例子是台南灣裡廢五金污案。自民國72年發生之後,糾纏至今,解決方案一提再提,今年1月8日行政院環境保護小組委員會議中辯論內容竟然又繞回當年出問題時的原點,「廢五金工業存廢問題」。

翻閱經濟部工業局「74年工業發展概況」,有關「大發混合五金專業區」一節內容竟有:「經工業區兩年多努力及與各有關單位之協調會商,至74年底,該專業區內之各項汙染處理設備逐漸完成,區內之營運逐漸正常,不法情事不再發生。」

所謂「不法情事不再發生」的真相是,行政院環保小組在委員會議中痛陳「廢五金造成嚴重汙染,也帶來許多治安、社會秩序問題」。這種與事實矛盾的文獻,竟出自國家工業主管機關之手。也就難怪謀事誠意要受到人民懷疑了。

在這份新出版的工業局年報中,不乏類似「工業災害與工業汙染會嚴重影響國民健康」一類的關心環境保護的字句。因此不能說這些工業主管人員無環保觀念,可是有如此環保觀念,竟不能誠實面對現實是令人感到憤怒、費解的事。

在這份向行政院報告的文獻中有關「工業區汙水處理廠設置營運情形」有一段文字:「......凡已完成開發工業區,具有污染性廢水排放之工業設廠者均設置汙水處理廠加以處理,對水汙染防治頗具成效。」所謂「頗具成效」的真相是,台灣省環保局於去年5月完成「全省16個工業區環境水質汙染監視工作報告」中痛斥:「發現工業區開發後,由於法規及執行之種種不當,對附近環境水質造成汙染的比例相當高,尤以六堵、龜山、平鎮、南崗、台中、民雄、嘉義、安平、仁丈等工業區為嚴重,違背了政府開工業區要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初衷。」

在工業區的相關報告中,這些被列舉的工業區,汙水處理方法不是註明「活性污泥二級處理」便是「氧化深渠法」,處理能量數目更是漂漂亮亮的陳列其上。

這樣無法誠實處理公共事務的公關機關,卻希望人民信任,希望人民要有耐心等待,希望人民不要情緒化反應,這種政治宣告又是什麼樣的魔術?

在杜邦事件爭議聲中飽受攻擊的彰濱工業區開發問題,事實上在工業單位的計劃下早已成為「特用化學專業區」。在工業局的文件中甚至已明示:「......原則上選設於彰濱工業區內,農業工廠設於線西區,杜邦工廠設於鹿港區,有關對外交通運輸、工業用水、電信、電力供應均已洽得相關單位同意全力予以配合。」對於鹿港人的反對,這分文件只說:「惟地方仍有相當強烈之反對聲浪有待溝通疏導,使轉為助力俾專業區之設立能及早順利完成。」

從這份文件可見,鹿港人的反杜邦訴求是將害怕家鄉成為農業工廠區的情緒,全部發洩在反對杜邦設二氧化鈦廠事件上。他們心裡明白。只要在杜邦案上鬆手,那汙染問題將如打開潘朵拉盒子一般,眾毒傾瀉,湧入他們的居住鄉里。

工業單位在文件上雖一再有「嚴格要求設置防治污染設施,並責其改善或更新影響」等等美麗字句,可是只要考察前面所提他們過去的謀事信用,就讓人心涼半載——又是一座「不存在的玫瑰園」。

在口口聲聲「不惜任何代價解決汙染問題」的政治宣告下,台灣地區的環境保護單位卻一直無法提升施政優先順序。衛生署環境保護局的人力規劃,中央環保局的人力,在5年前,便提出194人的迫切員額需要,到了今年人數卻祇達124人。

如果真要「不惜任何代價」的話,中央環保局應設多少人?國內一名環保專家曾作如此的估計,美國聯邦環保局共有1萬4千名人員,他們的人口是台灣人的10倍,如果依此參數考慮,台灣地區的環保人力應在1400人以上。1400人這個數目對與不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有謀事誠意的政府,不能光說不練,還要解決問題,長遠應設多少人力為合理?都未向人民交待,或連自己訂出的急迫人力目標,經5年都達不到。在實際數據之比對下,所謂決心及誠意,是很難自圓其說的。


全世界的保護趨勢,自1981年美國雷根政府上台後,宣佈總統行政命令12290號,解除卡特政府「有害物質輸出」的嚴厲管制之後,第三世界國家便陷入污染輸入的災難中。

雷根政府對有毒有害物質的處理採取雙重標準。美國國內禁止使用的農藥、化學品等等有害物質,只要輸入國政府同意,美國跨國公司仍可以逕自出貨。理由是基於美國法律限制僅及美國本土,以及應由輸入國自行決定要不要用這些Made in USA的毒物。 一時之間USA三字成了Unsafe Agent的代稱。《華盛頓郵報》當年曾撰文評論雷根政府此舉:「大開洪水之門傾銷毒物到海外」。雷根執政6年來。美國所輸出毒物無算,結果一慨要輸入國自行承擔。對台灣區來說,最痛苦而明顯之惡例為:美國香煙優惠進口問題。在美國必須註明「有害健康」的商品。到台灣來卻要其輕鬆的待遇,甚至不願自動比照美國在廣告上加註警語。

在貿易談判上,中央民意代表大選前一再聲稱為國民健康著想不能讓步的國民黨政府,到了大選前一結束,馬上公佈令人難以置信的談判結論,價格讓步到比美方原來要求的還要低。這又是哪門子政治藝術?

這樣的跨國公司壓力,這樣的輸入國自行決定的「遊戲規則」,原來是如此破碎如此不堪。

有了跨國公司陰影的外患,與謀事誠意不足的內憂,加上執事人員不能誠實面對現實。我們將如何期待公元2000年的台灣環境問題?

「一切努力都太遲了嗎?」檢視台灣地區近年來的「公害政治學」,不能部有這令人心驚、心酸的印象、疑問。而這疑問正應拿去質問,多年來,那些輕許一座又一座不存在的玫瑰園的政治既得利益者與他們的後繼者,到底良心何在?

原載1987年2月《當代》雜誌第10期

※ 本文轉載自《公害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