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奔赴台灣地區公害現場時，心中激盪的經常是：「我到底在做什麼？」不過，一旦全心投入工作，暫時會忘卻這個惱人的問題。最近，仔細檢視過去幾年的工作，才又想起這句嚴厲的問句：「我到底在做什麼？」遺憾的是，面對的都是一些經年懸而未決的環境公害問題，感到十分無力。許多環境問題，並未因為媒體的報導而有真正的改善，而支持我從事報導的生命力卻逐漸凋零。
看電影「女煞葛洛莉」，注意到葛洛莉被追殺時，她說的一句話：「你無法對抗整個體系。」這句話，強烈地震撼著我。難道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竟是同樣的因局：「一個不可能對抗的體系」？
這樣的反省動力，曾經促使我思考整個環境運動，到底存在著什麼樣的難題。也就是去思考「體系」的問題，到底我們面對著怎樣的一個難以對抗，或是根本無法對抗的「體系」。
政府、企業、知識分子、民眾共組而成的「體系」，理論上應該是互助互動的有機體；不然，有時候卻反而是互阻互抗的絆腳物。面對環境問題時，尤其如此。仔細檢視這些環節，可以發現所糾結的疑難雜症，並不容易解開。
政府是最有能力來解決環境問題的。但由於環境是一個新興的政務，執行的優先秩序順位不高，在編制、經費方面往往不敷所需，而政府裡的官僚體系也末必能隨著環境需求而迅速調整，新興業務的陌生感，帶來無前例可援的恐懼，更使處理過程充滿波折。台灣地區目前官方所面對的，就是這種在懂與不懂之間的困境。
一件應屬於環境公害範圍的事件發生，有關部門有時茫然不知到底該不該負責。有些部門可能「猜到」是自己的業務，卻末及時採取行動，因為不知道如何採取行動；或不敢貿然採取行動，因為要等待「上級」指示。
政府是應該主動出擊問題的，但台灣地區環境單位的主動性，並不理想。造成此種狀況的原因十分龐雜：業務不上軌道，人力太少，經費不足都是問題。但最主要的恐怕是現有人員進入官僚體系之後，被整個「體系」逐漸僵化同化，具有創意的人太少，勇於提出創意的人更少，更令人擔憂的是人才未被安排在恰當的位置上。
2年前，剛從柏克萊加大回國從事新聞工作，反覆思考的是，在處理公害報導應如何面對政府官員──批評呢？贊同呢？諒解呢？實在十分為難。為了解決這個難題，特別設計了一個基準指標做採取態度的參考。
當時所設計的參考指標，是依官僚對問題認知程度及處理能力做為評估的重點。
最糟的一種官僚是：對自己的業務不太清楚，對問題認知不清。可以說Mr. No；
第二種官僚是，有認知問題的能力，卻拿不出解決的辦法，老是等待上級指示。這是Mr. Semi-No；
第三種，是好一點的官僚，既能認知問題又能夠解決問題，但卻不在對的位置上，可以Mr. Wrong Position代稱。
境界最高的官僚，是兼具了所有好的條件，又有實權，又能夠考慮利益風險的平衡，為自己的業務折衝。
有了這個衡量標準，在報導作業上決定如何面對官員，便較有細緻的選擇。有些官員應該「修理」，有些官員應該「支持」，有些官員需要「鞭策、鼓勵」，在這個參考水準的丈量下，報導「力道」的拿捏上，便較有彈性。
長時觀察後，發現台灣地區的官僚體系大多數集中在第一、二、三類型，其中第二類型恐怕最多。第三類型的也不少。這種擔負「解決問題」責任的人，沒辦法扮好自己的角色，是整個系統運轉遲滯難行的關鍵。
無法獲得社會公義力量長久堅實支持的基層執法人員，從決策到執行的過程中到處碰壁；在整個社會氣氛不夠熱切，要求解決問題的聲音不夠宏亮的情形下，腐化幾乎是基層人員不能避免的後果。
企業界大多存觀望態度，政府決心稍有放鬆，執法壓力一旦不再擴張，企業少有能自動解決問題的誠意。民眾從來都是弱者，弱者只能抱怨，經久抱怨而無補慣的情況下，民眾於是成為沈默多數。
這是個惡循環。
政府決心、能力有限，企業投機無誠意，民眾無聲無力，這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國家問題。這時候唯一的補救是，有沒有足夠的知識分子，來刺激批判這個體系，讓政府、企業都飽受壓力，讓民眾有可遵循的管道，持續表達不滿之聲。
知識分子的重要性便在這裡。他們是架接刺激的橋，他們是引導、啟蒙民眾關心社會的燈。只有知識分子有能力催促政府，讓自私的企業家無所逃避。
當整個「體系」愈來愈不運轉時，更需要知識分子的推動。台灣地區的知識分子在「推動」方面顯然還不夠盡責，知識分子似乎不大有怒氣，知識分子的雷與火，在台灣地區並未發揮應有的功能。
社會的大機器，如果沒有知識分子雷、火衝擊，很容易懈怠，許多應解決的問題，便成懸案。台灣地區的情況便是如此，這裡的雷與火都只有點狀的衝擊，絕少有成面成立體的進攻。
如果小規模的雷與火經常擊不出效果，知識分子大都會有獨善其身的退縮想法。一旦這個惡性循環發生，便愈少有知識分子願意做到善盡言責──好好發火響雷。
台灣地區的社會體系面臨的也就是這樣一個惡循環加另一個惡循環的不樂觀局面。雖然仍然有少數具雷聲火影的知識分子努力奮鬥，但整體的改善卻似乎更難更遠。
2年來在幾家大專院校講述台灣地區環境問題，從座上站起發問的年輕聲音，經常充滿怒意。想像中，我們那一代的大學生似乎並沒有他們那樣的怨怒。新一代的大學生有不少人關心公共政策執行的缺失，也不放鬆質問：明明知道可憂可慮，為什麼應該說話的仍然沈默無聲。
每回演講過後，對這樣的問句久久無法釋懷。不知道到了這一代大學生接了整個社會的班之後，他們又將以何種態度，來對待上一代所留下來的棘手問題。
年輕生命裏閃閃爍爍的雷聲火影，其實是國家社會的寶貴資產，這些怒意才是促進進步的原動力。怒是因為不滿，會不滿是因為關心及有想法，這是何等珍貴的情緒。一個具前瞻性觀點的社會，應該致力於保存、鼓勵這些年輕的有識之士，這些急先鋒，讓他們做推動社會進化的催化劑。
再三回想幾年來的台灣環境問題，覺得整個「體系」都應負責任，而知識分子的雷聲火影是那樣的「該來總不來」，是那樣的零星，尤其叫人不得不再三嘆息。
原載1986年5月1日《當代》雜誌創刊號
※ 本文轉載自《公害政治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