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個寫手「磨劍」的故事
對於一個學自然科學的人來說，報導文學獎其實是一個渺不可及的目標。我受教育過程，深受老科學技術與現實世界的觀念邏輯的影響，在如此鋼冷而艱困的思想環境中，嘗試思考生活中一點一滴的人性哲學，是一場令我極感痛苦的經驗，但在長考有得之後，卻也經常能夠令我滿心歡喜，體會得來不易的甘美感覺。
我大學唸私立臺北醫學院牙醫學系，之後在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拿到生理學碩士，並在美國柏克萊大學得到公共衛生碩士。在這樣的歷程之後，我投入記者這個行業，曾經有不少人對此感到困惑，這一路似乎太曲折了些。連我自己也一度懷疑自己是否有必要如此扭曲自己的人生道路。
人的心中都存在一股無以名之的內趨力，多年來我深受牽引，在無能壓抑也不願壓抑一股內心巨力的翻騰下，我經常孤獨思考著一些身旁所見的悲歡故事，想著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世界變成今天的模樣。
我選擇環境問題做我長期觀察的指標，雖然是取所學之便，也是因為這是一個極合適也極需要做歷史見證的題目。
民國68年10月我進入民生報，擔任醫藥版編輯的期間，我同時也選擇題目做採訪寫作的工作。記得當年，我的第一篇報導是「哭泣的教堂」，寫受多氯聯苯毒油之害的惠明盲校師生。第一次我接觸到慘絕幽怨的社會弱者心聲，那樣的心靈震撼，曾經使我在夜行旅車上，感到十分茫然。回臺北後走在群街喧章中，回想盲生在黑暗教堂中所唱出的臺灣歌「補破網」，覺得那真是人世間最悲悽的怨嘆。
回到報社發完稿後，當時主領民生報生活組的是已故的劉復興先生，他走過來向我說題目就訂：「哭泣的教堂」。這名字一點也不像一篇新聞報導。但也就在他的容忍與接納下，我順利走出我寫作生涯的首途。劉復興先生是新聞系科班出身的人，但在我自己摸索寫作的過程中，他從來沒有來告訴我，學院理論的新聞規律。我後來知道，我沒受過新聞訓練，因此為的文章中經常犯忌，也引起當時部分同事的議論，可是劉復興一直是以樂觀的態度看我自己發展。當時他常說要我以「小說的筆法」來經營報導，我後來才知道，這種「新新聞學」原是極受爭議約寫作方式。
在這段期間，對我幫助極大的是，在當時已頗有名氣的報導文學寫手翁台生先生。他當時也是民生報的記者，經常在第6版上橫跨5批高版面寫專題報導、調查採訪。他常在我寫報導見報之後，與我討論文字、結構安排方面的種種問題。我們常圍繞著我在文章中所選擇的文詞與結構理念: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要那樣？在他犀利的逼問下，我必須認真去回想、整理:為什麼在寫作當時，我要用這種角度切入？挑選文詞上，有何特殊的理由？
在這些討論中，我們逐漸對現場、白描、獨白、對話的寫作要件，有了更明朗的分析結果。在文字選用的精確上，以及對感情運用的分寸上，逐漸體會到拿捏的準則。
在幾次煤礦災變現場、頭前溪火車慘案、遠航三義空難事件，翁台生先生與我一再有機會去驗證推理，如何寫作出好文章，而劉復興先生的名言：「把現場帶回來」，簡單幾個字，成了我們再三「磨劍」的無上心法。
「把現場帶回來」應該就是報導文學的精義所在吧？可是這樣的寫作的心情有時是十分無奈的。在現場看悲鳴遍野，經常心中沈痛，會讓腦子一時之間頓成空白；那樣悽切環境下，做為一個寫手，必須極端無情的隨時保持頭腦清醒，很精細的記錄下現場的點點滴滴，畢竟我們的任務是寫報章，並不是來現場陪人家悲傷的。
在整個稿壓擠迫的環境下，記者真是冷血的行業。
我經常會如此思考，這樣經久風霜之後，有一天，我們的心會不會形同槁木死灰？在隨著社會脈動，南北奔波之後，有時也會想到，那些我們曾經目睹遇事麻痺的前輩，是不是就是我們的將來？記者的生命力何在？寫手的生命力何在？一次又一次叩擊自己的腦門胸懷。
幾年來，在公害地走踏的經驗，逐漸明白，做為一個寫手，必須把他所見的一切明白傳達。不斷向那些他並不認識的眾人，講述他所經歷的悲歡故事，所需要的是無比的毅力以及決心。寫手的生命力和信心，便是在這不斷堅持的過程中，逐年滋生孕育。
在寫作一個題目之前，我經常沉思：有什麼是我與那些不知名的眾人之間，可以共同分享的經驗？寫作關心臺灣環境的題目日久之後，我發現答案並不難找，就在我們生活的山水之間。沿著被污染的溪河岸邊行走，一草一石都被負著沈重故事，含恨靜流與迥盪不去的風，似乎細述悲傷既往。我非常相信「自然教我」這樣的文理。在苦思不得其解的日子裏，我常孤坐在山石溪岩之間，讓淡淡山水精靈入我心來，沈思過去，其想找童時代曾留記憶的良辰好景。每個人心中，都應有讓他真心喜愛，回憶起來會感到愛得心痛的山水景致吧：這樣的推想，成了我日後寫報導，置於思考玄關上的警語。
幾年來儘管在寫作的主題意識上很少想過報導文學，但在寫作技術的操練與題目選擇方面，卻經常在這個範圍中巡遊。對我來說，報導文學、調查採訪、深入報章，所需的邏輯推論、思考能力、心路歷程、情感變遷條件並沒有多大的不同，尤其在人性哲理的醒悟上，衝擊方向幾乎是一致的。
報導如果能帶來對人群社會有益的影響的話，應該是刺激這個社會去思考不願面對的問題。不斷從各種不同角度出擊，讓這個社會無法逃避。這樣小小的願望有時也是十分不易達成的;至於「解決問題」是從事這種報導寫作的人，所不敢想像的奢望。
這樣保守，近似為為作而寫作的思考，有時會成了自我批判的疑惑中心。過去
找看過許多報導寫作者，他們選擇了社會幽怨的一面，努力一擊成名之後，問題仍是問題，所成就的只有他們自己的功名。曾有一度我甚至極端想著，報導文學難道已成了文學工作者踏血前行的墊腳石？當然我知道這樣的想法對許多人並不公平，但卻很難抹去深烙心中的陰影。而我的工作是不是也是這樣呢？如此令自己害怕的思考，在心中如潮水洶湧不已。
記者、寫手、報導者，不管是用那個稱呼，今天都是臺灣進步社會中站在最前端的「社會先鋒」。這個社會因變遷所帶來的種種成長痛苦，我們都是首先領受衝擊的人。也因為是這樣，我們所負擔的寫手「見證責任」也口重一日。也因為在摸索中前行，寫作路上會經常感到孤獨與淡淡憂傷；在得獎之後，仍然不能免除。畢竟在短暫歡樂之後，我們像拓荒者般猶有漫漫長路在前，必須挺胸走下去。
（寫於吳三連文藝獎得獎後）
原載民國74年11月17日聯合報刊
※ 本文轉載自《走過傷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