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傷心地】序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走過傷心地】序

建立於 1985/01/15
作者:楊憲宏


──一個寫手「磨劍」的故事

對於一個學自然科學的人來說,報導文學獎其實是一個渺不可及的目標。我受教育過程,深受老科學技術與現實世界的觀念邏輯的影響,在如此鋼冷而艱困的思想環境中,嘗試思考生活中一點一滴的人性哲學,是一場令我極感痛苦的經驗,但在長考有得之後,卻也經常能夠令我滿心歡喜,體會得來不易的甘美感覺。

我大學唸私立臺北醫學院牙醫學系,之後在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拿到生理學碩士,並在美國柏克萊大學得到公共衛生碩士。在這樣的歷程之後,我投入記者這個行業,曾經有不少人對此感到困惑,這一路似乎太曲折了些。連我自己也一度懷疑自己是否有必要如此扭曲自己的人生道路。

人的心中都存在一股無以名之的內趨力,多年來我深受牽引,在無能壓抑也不願壓抑一股內心巨力的翻騰下,我經常孤獨思考著一些身旁所見的悲歡故事,想著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世界變成今天的模樣。

我選擇環境問題做我長期觀察的指標,雖然是取所學之便,也是因為這是一個極合適也極需要做歷史見證的題目。

民國68年10月我進入民生報,擔任醫藥版編輯的期間,我同時也選擇題目做採訪寫作的工作。記得當年,我的第一篇報導是「哭泣的教堂」,寫受多氯聯苯毒油之害的惠明盲校師生。第一次我接觸到慘絕幽怨的社會弱者心聲,那樣的心靈震撼,曾經使我在夜行旅車上,感到十分茫然。回臺北後走在群街喧章中,回想盲生在黑暗教堂中所唱出的臺灣歌「補破網」,覺得那真是人世間最悲悽的怨嘆。

回到報社發完稿後,當時主領民生報生活組的是已故的劉復興先生,他走過來向我說題目就訂:「哭泣的教堂」。這名字一點也不像一篇新聞報導。但也就在他的容忍與接納下,我順利走出我寫作生涯的首途。劉復興先生是新聞系科班出身的人,但在我自己摸索寫作的過程中,他從來沒有來告訴我,學院理論的新聞規律。我後來知道,我沒受過新聞訓練,因此為的文章中經常犯忌,也引起當時部分同事的議論,可是劉復興一直是以樂觀的態度看我自己發展。當時他常說要我以「小說的筆法」來經營報導,我後來才知道,這種「新新聞學」原是極受爭議約寫作方式。

在這段期間,對我幫助極大的是,在當時已頗有名氣的報導文學寫手翁台生先生。他當時也是民生報的記者,經常在第6版上橫跨5批高版面寫專題報導、調查採訪。他常在我寫報導見報之後,與我討論文字、結構安排方面的種種問題。我們常圍繞著我在文章中所選擇的文詞與結構理念: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要那樣?在他犀利的逼問下,我必須認真去回想、整理:為什麼在寫作當時,我要用這種角度切入?挑選文詞上,有何特殊的理由?

在這些討論中,我們逐漸對現場、白描、獨白、對話的寫作要件,有了更明朗的分析結果。在文字選用的精確上,以及對感情運用的分寸上,逐漸體會到拿捏的準則。

在幾次煤礦災變現場、頭前溪火車慘案、遠航三義空難事件,翁台生先生與我一再有機會去驗證推理,如何寫作出好文章,而劉復興先生的名言:「把現場帶回來」,簡單幾個字,成了我們再三「磨劍」的無上心法。

「把現場帶回來」應該就是報導文學的精義所在吧?可是這樣的寫作的心情有時是十分無奈的。在現場看悲鳴遍野,經常心中沈痛,會讓腦子一時之間頓成空白;那樣悽切環境下,做為一個寫手,必須極端無情的隨時保持頭腦清醒,很精細的記錄下現場的點點滴滴,畢竟我們的任務是寫報章,並不是來現場陪人家悲傷的。

在整個稿壓擠迫的環境下,記者真是冷血的行業。

我經常會如此思考,這樣經久風霜之後,有一天,我們的心會不會形同槁木死灰?在隨著社會脈動,南北奔波之後,有時也會想到,那些我們曾經目睹遇事麻痺的前輩,是不是就是我們的將來?記者的生命力何在?寫手的生命力何在?一次又一次叩擊自己的腦門胸懷。

幾年來,在公害地走踏的經驗,逐漸明白,做為一個寫手,必須把他所見的一切明白傳達。不斷向那些他並不認識的眾人,講述他所經歷的悲歡故事,所需要的是無比的毅力以及決心。寫手的生命力和信心,便是在這不斷堅持的過程中,逐年滋生孕育。

在寫作一個題目之前,我經常沉思:有什麼是我與那些不知名的眾人之間,可以共同分享的經驗?寫作關心臺灣環境的題目日久之後,我發現答案並不難找,就在我們生活的山水之間。沿著被污染的溪河岸邊行走,一草一石都被負著沈重故事,含恨靜流與迥盪不去的風,似乎細述悲傷既往。我非常相信「自然教我」這樣的文理。在苦思不得其解的日子裏,我常孤坐在山石溪岩之間,讓淡淡山水精靈入我心來,沈思過去,其想找童時代曾留記憶的良辰好景。每個人心中,都應有讓他真心喜愛,回憶起來會感到愛得心痛的山水景致吧:這樣的推想,成了我日後寫報導,置於思考玄關上的警語。

幾年來儘管在寫作的主題意識上很少想過報導文學,但在寫作技術的操練與題目選擇方面,卻經常在這個範圍中巡遊。對我來說,報導文學、調查採訪、深入報章,所需的邏輯推論、思考能力、心路歷程、情感變遷條件並沒有多大的不同,尤其在人性哲理的醒悟上,衝擊方向幾乎是一致的。

報導如果能帶來對人群社會有益的影響的話,應該是刺激這個社會去思考不願面對的問題。不斷從各種不同角度出擊,讓這個社會無法逃避。這樣小小的願望有時也是十分不易達成的;至於「解決問題」是從事這種報導寫作的人,所不敢想像的奢望。

這樣保守,近似為為作而寫作的思考,有時會成了自我批判的疑惑中心。過去

找看過許多報導寫作者,他們選擇了社會幽怨的一面,努力一擊成名之後,問題仍是問題,所成就的只有他們自己的功名。曾有一度我甚至極端想著,報導文學難道已成了文學工作者踏血前行的墊腳石?當然我知道這樣的想法對許多人並不公平,但卻很難抹去深烙心中的陰影。而我的工作是不是也是這樣呢?如此令自己害怕的思考,在心中如潮水洶湧不已。

記者、寫手、報導者,不管是用那個稱呼,今天都是臺灣進步社會中站在最前端的「社會先鋒」。這個社會因變遷所帶來的種種成長痛苦,我們都是首先領受衝擊的人。也因為是這樣,我們所負擔的寫手「見證責任」也口重一日。也因為在摸索中前行,寫作路上會經常感到孤獨與淡淡憂傷;在得獎之後,仍然不能免除。畢竟在短暫歡樂之後,我們像拓荒者般猶有漫漫長路在前,必須挺胸走下去。

(寫於吳三連文藝獎得獎後)

原載民國74年11月17日聯合報刊

※ 本文轉載自《走過傷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