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燒稻草,讓肥份留在農田,原是古老的田間智慧,但在空品惡化的現代,卻成了製造空污的元兇之一。環保單位試圖推廣有機益菌肥(俗稱腐化菌),縮短稻草自然腐化的時間,以取代稻草焚燒。除此之外,農民與環保機關也各出奇招,找尋各種不需燃燒稻草的替代方式。
在執法單位取締的壓力下,無論是焚燒稻草,或是悶燒粗糠,在人口稠密地區,都將逐漸變成過去式。
處理稻草最好的方式就是「翻耕入土」。照片來源:公共電視我們的島。
燃燒稻草佔空污3% 為何農夫還要燒?
據環保署統計,境內污染源中,農廢稻草燃燒對細懸浮微粒(PM2.5)影響比例為3%。相比電力業佔9.9%,影響不容小覷,取締焚燒稻草也成了政府抗空污的重點之一。據《空污法》,燃燒稻草可處5000元至10萬元罰款。
但農民為何要燒稻草?理由很多,彰化縣環保局長江培根解釋,以彰化為例,焚燒稻草主要在6、7月,即一期稻作收割後。在一般狀況下,農民會將斬斷後的稻草翻耕入田,任其自然腐化(約45~60天)。但因一、二期稻作間隔期僅三至四週,來不及腐爛的稻草,在二期插秧後,會浮在水田上,壓壞幼小秧苗。因此,農夫才會選擇以焚燒方式來處理稻草。
不過,這並非唯一的原因。在只有一期稻作的宜蘭,農民仍會燒稻草。宜蘭農民賴青松說,因為傳統觀念裡,焚燒稻草可以減少病蟲害,並將稻草的營養轉換成鉀跟微量元素,留在農地裡。
對於這些優點,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副場長高德錚並不認同。他表示,直接焚燒稻草會破壞表土的微生物相。而且,稻草需經過腐化才能轉變成肥份,焚燒雖可使其產生碳酸鉀跟碳酸鈣,但這些是礦物質,未經腐化仍無法成為好的肥份。
不燒稻草改用有機益菌肥 需要改變習慣
台中區農改場研發出有機益菌肥,將稻草原需45~60天的自然腐化時間,縮短至7~14天。同時,藉由稻草腐爛後釋出多量的鉀肥,減少稻穀落粒,可說是取代燃燒的最佳方案。只是,對農民而言,購買益菌肥是一筆額外開銷。
要讓農民樂意使用益菌肥,高德錚訴諸理性。他告訴農民,使用益菌肥,下期稻作不用下基肥,每公頃可省3000至4000元。而且,因為鉀肥的緣故,落粒減少,還可增加5%的產量。今年益菌肥從每包300元降至130元,等於每公頃只要1300元,整體而言,非常划算。
使用益菌肥五天後,稻草開始褐化、腐爛。 攝影:陳文姿。
從五、六年前就開始推動益菌肥試用、推廣與販賣的廠商陳志郎則有另一種觀察。他認為,向農夫推廣新產品,需要時間累積。
陳志郎說,農民是個較封閉的系統,靠的是口耳相傳與試用經驗。試用後,好個一、兩次是沒用的。大家會說,那是運氣好。要等上一陣子,看到田間病蟲害真的減少、農藥用量少,還能種得比別人好,這才會流傳開來。「對農民來說,種得好是成就感。」
而談到今年農民使用益菌肥的狀況,陳志郎表示:「有點意外」。有個村莊的用量突然從100包激增至700包。從銷售量來看,去年彰化銷售約2萬包,而今年到年中,就已超過3萬包。
但這個現象並非全省一致。一位農業課官員說,推廣腐化菌需要人力、經費,但卻看不到實際硬體「建設」,很難被列為施政政績,故多數地方首長推廣的意願並不高。
不燒稻草、不用益菌肥 還可以怎麼做?
為了減少稻草焚燒,許多縣市除了獎勵措施外,也祭出「棒子」。在燒稻草的季節加強巡查,或出動無人機探查、或利用制高點去記錄焚燒稻草的狀況。
但真正開罰並不容易,江培根說,《空污法》是罰行為人,沒看到點火焚燒的當下,就無法開罰。環保局現在的做法是,先記錄下有燃燒痕跡的稻田,在下次稻草收割季來臨前,再去勸導。
燃燒稻草影響空氣品質及人體健康 照片來源:公共電視我們的島。
彰化溪州農民葉豐端觀察附近的農民,他說,擔心罰責,大約有六成農民現在不燒稻草了。他個人則是不用益菌肥,也不燒稻草。
葉豐端藉由提早淹水、放水曝曬、翻耕、再淹水,來加快稻草腐化的速度。雖然,腐化速度依舊不夠快,部分新秧苗可能被稻草壓壞,但葉豐端看得開。他說,壓死一些也沒關係,壓久了,能浮上來的還是會浮上來。
事實上,燃燒稻草的比例並不如想像高。環保署從農糧署的數字來估計,全國僅有5.2%的稻草(約8萬餘公噸)是採焚燒方式處理。但這數字可能是低估了。彰化縣從空拍機畫面估算的結果,2014年露天燃燒稻草的比例約26%,2015年降至22%,今年預估可降至14%。
傳統上,稻草的運用很多元。但因農村人口的老化加上耕作方式的改變,堆肥、製繩、飼料的應用都大為減少。雲嘉南稻草再利用平台除了推廣工地裸露地的稻草披覆舖面,更採媒合的做法,為稻草尋找出路。
是空污入侵了我們的生活 還是我們入侵了農地
過去,燃燒稻草可節省化肥,悶燒粗糠可改善土壤,被推崇為自然又環保的智慧,如今卻蒙上空污與惡臭之名,還有影響行車安全之虞。這是科技與文明的進步,抑或是人口壅擠的代價?在宜蘭務農的賴青松有不同的感觸。
賴青松說,過去,農村對這些味道都不以為意,因那是「生活的味道」,每家每戶都做一樣的事。但現在,生產地與居住地混雜,務農者跟周末出現的農舍主人生活在同一空間,在農地生產的空間裡,人們卻反過來要農業退讓,「這是生活倫理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