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日前刊出「NGO不見了」一文，引起此次參加地球高峰會（WSSD）之相關台灣團體（TANGO）的澄清與反駁。暫且不論此次台灣民間社團或非政府組織（NGO）之參與行動的始末與主體性，此次關於NGO角色之爭議，其實顯露出非政府組織在台灣目前社經條件與政治環境下的發展困境。
台灣的社運團體在解嚴前後至九○年代間，在環境、勞工、婦女、原住民等領域中，曾是民間力量展現的表徵，在眾多社會議題的形塑與政治及社會動員的層面均有過重要的角色。但相對於美國的環境與人權運動，從體制外的抗爭階段，到民間資源的注入與制度性的支持下，形成專業化與多元化的成長，在台灣，從政府部門「接案子」、「辦活動」已成了不少民間團體為求生存，不得不選擇的途徑。雖然大部分的團體並未因此失去其批判性的精神，許多計畫案亦有建設性的成果，但對計畫案經費的依賴，以及案子本身的投入，的確已使NGO的角色逐漸混淆，在政策研擬、對行政與立法部門持續的監督、草根教育與網絡的建立、內部組織的經營等方面均已心有餘力不足，而同質化的發展，亦使角色無法互補；少數成功的團體必須同時扮演多重的角色，造成組織內部長期的負擔。
沒錯！此次透過參與南非地球高峰會的整合行動與對過去運動的回顧，是台灣NGO再出發的機會。但在綠色外交、永續發展、落實二十一世紀議程的響亮標語下，台灣NGO要往何處走？反核四等指標性的運動如何繼續？均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此次參與地球高峰會，對外有其環境外交的目的，對內則有組織整合的意義，但參與會議更是台灣NGO自身學習與行動的機會。從參加NGO論壇、與各國NGO互動，並觀察國外NGO的運作，吸取其在有限資源下的運作策略與成長經驗、建立合作網絡，才能使此次行動不僅具有宣示性的意義，亦能帶回實質的成果，讓台灣NGO的再出發有具體的方向與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