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園的思想淵源奠基於工技文明的反思，係歐洲重商主義、開發至上的鐵騎跨大洋掠奪之後，由美洲自然林野所感悟出的人類良知，且在哲學內涵上，試圖爭脫人本主義，將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人與神、人與歷史等的關係網，拓展至人與自然、人與土地之間的倫理關係，於20世紀中葉以降，才緩慢找尋過往宗教、哲學濫觴的根系，從而發展「生態中心」的理念與信仰，復於20世紀末，藉由如「發現」、「國家地理雜誌」等大眾傳媒，普羅化的讓世人恢復些微潛存基因中，若干的自然原始記憶，進而在人造文明環境中，喚醒智慧的寬廣面。
本質上為唯用主義、貧窮文化傳統的台灣，在外來政權主導下，對自然資源作耗竭的利用不足為怪，之所以在1972年頒布國家公園法，卻遲至1980年代始作實質規劃之緣由，係因兩岸在國際較勁的形式表達之所致，及至80年代的付諸實踐，乃以精英主義之「上達天聽」，配合外國在台人士而推動，並非政府或人民擁有文化反省或自然情操而鼓吹，故而台灣的國家公園由上而下的威權運作始終難以突破。
90年代蘭嶼國家公園之觸礁，能丹構想之夭折，表面上起因於原住民之反對設立束縛性的國家公園，實質上源自原住民的自覺份子，針對國府統治的長期不滿，以及先前設立國家公園的威權與權威，從規劃到掛牌運作的大漢沙文之所致，並非真正反對國家公園。事實上，原住民對土地倫理及環境文化，遠比外來政權、舶來文化深邃得無以復加，台灣最需要也最欠缺的，正是原住民人地關係的國家公園，也只有主體性原文化之得形成國家公園之主導，台灣才可能躍居國家公園文哲及生活內涵的精義。
1998年迄今，台灣保育、環保團體發起搶救棲蘭檜木林，第一階段終得責成暫停枯立倒木之作業，但農委會執事官員串連學、產力圖復辟始終未曾鬆口，甚至黑箱作業，內外宣示將中止「禁伐天然林」行政命令，是以全國搶救聯盟第二階段的任務，必須將棲蘭全球最後一片大面積的扁柏林，以國家保育層次，劃歸為具有實質法源的國家公園，消弭人本霸道的貪婪再度染指。
然而，民間所期待的國家公園絕非過往形式主義、由上到下、專斷官僚的大官後花園，棲蘭之提昇為國家公園必須基於下列四大原則。
1.國際走向。
2.原住民主體性。
3.民間監督。
4.政府推動。
棲蘭扁柏原始林是世界自然遺產，為人類世代所共有，終極目標當然擺在世界格局，此所以國際化走向為大原則；台灣迄今未曾建立真正的土地倫理與自然情操，對居住在台灣島數千年的原住民文化，一直未能以文化歧異度的觀點去正視。原文化代表人與自然共存共榮的和諧指標，有待台灣文明人深入學習與認知，此乃台灣本土文化的活水源頭。我們期待棲蘭檜木國家公園先由正名開始，欲規劃的範圍內或近鄰原住民部落之民意與文化，必須參與主導權，且在成立管理單位之前，修法或立法，包括組織章程等，讓原住民的主權及於土地及未來實務，此為國內新國家公園設置的最重要原則。
民間逆向教育政府係全國民主政治成長的指標，政府尊重且正視此等內化價值運動，正是國力成長的好契機；政府推動新國家公園規劃之際，沒有必要不長進，始終停滯在既得利益網收割者的過往窠臼，讓在地自主性民間智慧，襄贊此一世代呵護的自然文化運動，展現泱泱格局，如此，國家公園的經營水準始得提昇，而諸多本位主義、搶權撈利的衙門心態始得革除。
新、舊世紀交替之際，政府向台灣土地、向世界生界贖罪的最佳途徑，正是在四大原則下，加速規劃「馬告檜木國家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