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牠」嗎?關於動物的記憶、紀念與觀看 | 環境資訊中心

還記得「牠」嗎?關於動物的記憶、紀念與觀看

2020年08月16日
文:龍緣之(北京清華大學哲學博士)

「在動物園內,沒有任何遊客可以捕捉住動物的眼神。」[1]

6月初,我和政治大學台史所的鄭麗榕老師一同在誠品信義店分享以「如何懷念牠:關於動物的記憶與紀念」為題的演講。此為鄭老師新書《文明的野獸》的系列活動之一。鄭老師此前已撰寫多篇文章,從「死貓掛樹頭、死狗放水流」的民間動物安葬,到圓山動物園裡的動物慰靈祭,以及人們熟悉的特定動物死後被製成標本的故事,都曾是她寫作的主題。[2]讀完這些故事的我,不禁想起在動物倡議中,是否也曾以「紀念」形式喚起人們對動物的記憶——特別是那些生前與死後,長期被社會忽略的動物呢?本文即出自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誰被「紀念」?誰在「紀念」?

「紀念」的目的,決定了我們如何「紀念」牠們。我們先看看過往較為常見的紀念的緣由。從「慰靈祭」到「畜魂碑」,這些動物或是被認為「值得追憶的」,被寄予了許多人的情感記憶或想像,又或許是人們對於動物實驗與肉食文化的贖罪。在這兩大類活動中,有的帶有溫情,有的卻是主流社會不願正視的問題。

顯而易見的是,這些紀念活動的動機皆出自於人。那麼,動物呢?牠們是否在死後仍因為人的需求和目的而被形塑成特定的樣子?動物不同於「物」,但其「能動性」(agency)是否有機會在此過程中展現?還是說,多種「紀念」形式,只能成為另一種規訓、另一種僵化人們對動物「曾經存在」的理解?

寫作〈我們為何凝視動物〉的藝術史名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認為,「唯有想像中的動物不容易消失」。[3]正如我們經常能看到的那些被紀念的動物,常是人們願意不斷地回想(或是不斷重塑想像)的個別動物,如大象林旺。另外,也有一些特殊場所(如屠宰場、動物實驗中心等)設置了畜魂碑(慰靈碑),除了是對被犧牲的動物之感念,更大程度上,或許也是人們為了讓自己的感覺好受一點。

社運召喚被遺忘的動物

日漸躍入公眾視野的,則是行動主義、社運對動物生命的召喚。比如數年前在運輸過程中墜落馬路的河馬「阿河」,在大馬路(人類追求速度的現代生活表徵)上,牠諾大的身軀讓人無法回避,急欲想移除。最後阿河悲慘地死去,NGO團體仍不斷透過媒體提醒人們「牠還在」,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動物保護法》「動物展演規範修正條文」三讀通過。[4]

同樣帶有正視和意圖改變動物處境的「紀念」活動,還有藝術家們帶有儀式感的創作。杜韻飛的〈生殤相〉系列攝影作品,以收容所裡即將被安樂死的狗為主題,拍攝了牠們死前的最後面容。藝術家張力山的〈形骸孤島〉則收集了全台兩萬多隻流浪動物骨灰,促使民眾將「觀看」轉換為「行動」。

參觀者可以參與撿骨,裝入信封後,集中放置到展場一處。藝術家在展覽結束後,把所有觀眾撿骨後的信封一同寄至政府主管部門。圖片來源:張力山個人網站

觀看遺照與撿骨,以往只發生在最親密的人之間。在這些藝術展覽裡,觀眾卻必須透過凝視和實際參與,靜默地完成哀悼,甚至將動物與人們的願望,聚合為表達民眾心聲的政治訴求(改善流浪動物政策、加強動物保護)。

近年,動保團體發起的「眾生願」、「世界動物權日」(NARD)等具有儀式感的活動亦具創意。前者藉著中元節的契機,希冀人們在傳統祭祀中,以其他方式取代動物「三牲」,正視「生存」是所有動物的本能和盼望;後者已連續兩年在台舉辦,台北場與高雄場的參與者手持動物照片,朗讀〈動物權利宣言〉,為每年「數以百億計」因人而受苦的動物(經濟動物、實驗動物、伴侶動物、展演動物等)獻花、默哀。

更具行動性的,還有在屠宰場附近的「為豬送行」。在這個原名為「Vigil」(原意為「守夜」——同樣過往僅發生於人類親友之間)的活動中,參加者手持海報和標語,在屠場門口為已飽受旅途勞頓,卻即將死去的豬表達憐惜之情,目送其走向生命的最後一程。[5]

上述這些活動促使人感懷「因人而出生、因人而逝去」的動物,更包括那些尚未死去的,以及尚未出生的生命。這是人的贖罪,正如「為豬送行」不單是為了非人動物(豬),更是做給社會大眾(人)看的;這是一種對動物卑微生命的致哀,也表達了對社會漠視動物苦難的不滿。

從展出流浪狗遺照、為流浪動物撿骨到「為豬送行」,皆是最初提到的主流意識形態下的「紀念」活動所排斥的,更是許多人不願面對的現實。這些活動的本質是反思性的。相較之下,政府或業者(動物實驗產業、經濟動物產業)所組織的「紀念」,則具有社會規訓的功能,是動物倡議者並不滿足的既定社會秩序。

是紀念,更是規訓

在這裡我舉兩個較為極端的例子。第一個是警犬「菲生」的故事。在北京警察博物館籌備之時,館方認為警犬標本可作為永久紀念物,選擇了戰功赫赫的「功勳犬」菲生。「毛色鮮亮,神態逼真……這是給退役功勳狗的特殊獎勵,在專家們看來,這狗真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處死菲生之前,原本照顧牠的警犬繁殖支隊隊長楊肇斌痛不欲生,「在狗籠前一夜未眠,留下一地煙頭」。[6]

另一個相似的例子,是1993年的中國電影《犬王》。在這部虛構的劇情片中,導演姚守崗為了拍攝一場炸彈在軍犬口中爆炸的鏡頭,安排了一頭立有功勳的軍犬演出。為了達到影片效果,軍犬活生生地在鏡頭前被炸死。[7]電影觀眾不僅看到牠生前的最後身影,「觀看」本身,甚至成了合理化這種殺戮與展演的一部分。

無論是標本的展出或是影像回顧,這種被設定的「紀念」,不見溫情,反而可能令人感到痛苦。正是因為,這種「紀念」的目的與珍視動物生命是悖離的,它顯示的是一種完全不一樣的對於生命的理解及感受,赤裸地直指人類文化中的殘酷面向,甚至剝奪了任何嚴肅地哀悼牠們的可能性。

這兩個發生在中國的案例,甚至引起了非動保群體的忿怒。一個更廣為人知的例子,是2011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由魔術師傅琰東的「年年有『魚』」金魚列隊表演,讓數隻金魚依魔術師的指令列隊前進、表演各種組合隊型,引發社會熱議和不滿。

媒體評論指出:「幾條小小的金魚竟然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反響,竊以為已然超出了『虐魚』的範疇,而是另有深刻的社會背景和社會心理。很多人心裡都有一條春晚金魚,他們從金魚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甚至找到了社會的影子。……金魚的命運遭遇了人為的操縱,牠們已經淪為魔術師表演的道具和為人類製造『安定祥和』氛圍的工具……看到金魚就想到了自己,難免有人會由此生出幾分『惺惺相惜』的共鳴。 」[8]

如此看來,這些對動物或是生前的生命、或是死後的身體的操作,是不是皆帶有著對作為人的觀者「殺雞儆猴」的味道呢?從一個帶有反省性的立場出發,這些活動不僅令一部份的人反感,也喚起心理層面的恐懼,與對人類惡行的忿怒。

 「影像再現」是種雙面刃

然而,觀看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事。

科技哲學中的「觀察滲透理論」(theory-laden,指科學的觀察是「已被理論滲透的」,或說是「載有理論的」),在社會科學領域同樣具有啟發性:當觀察者擁有什麼樣的世界觀時,他就會基於那樣的認識方式(理論),看到他「想」看到的「事實」、得出相應的結論。而當觀察的主體換人時,所謂的「事實」又會基於新的觀察者的世界觀,而被「看到」、描述為不同的事物。因此,「觀察」的過程和結論,乃是被觀察者本身既有的「理論」所滲透的。不同的人,可能擁有完全不同的結論。[9]在動保組織揭示的種種殘酷現實面前,關愛動物的人們看到的是令其難過的影像,在其他人眼中,卻可能是令人興奮,甚至激發欲望的載體。

美國軍事承包商DMI對士兵進行醫學培訓時,以豬為實驗對象。這頭豬暴露於子彈中,被士兵用刀切碎、用鋼刺穿,在仍活著的時候,內臟被人從身體中抽出。在此過程中,教練和士兵總是在開玩笑。圖片來源:PETA

究竟,如何適宜地呈現動物的處境,才能達到動物倡議的最佳效果呢?

藝術轉化的重要性

透過藝術和創意的轉化,是否可能更好地引導觀者對動物處境的理解與同情?

我認為是可能的。在此試舉兩個例子。在位於日本埼玉縣的丸木美術館中,近期展出了館方委托製作的「紙芝居」創作〈微小的聲音〉(ちっちゃいこえ)。[10]丸木美術館由長期繪製原子彈爆炸主題的丸木俊、丸木位里夫婦成立,展出他們知名的「原爆圖」、「水俁病」、「南京大屠殺」等巨幅系列作品。

繪本畫家Arthur Binard則自丸木夫妻多幅「原爆圖」作品中截取觀者容易忽略的元素,如受爆人群身邊的貓狗身影、剛出生的人類嬰孩等,重繪為一幅幅畫作的主角,傳達「包括動物在內的所有由細胞組成的生命,都是戰爭的受害者」之信息,以此展現人和動物的平等性。

日本插畫家Rumico則以《動物與戰爭》一書為靈感來源,創作了〈可愛救世界〉系列插畫。[11]動物在人類戰爭中,或是作為工具(戰馬、戰鴿等)、實驗動物(如上述之軍事承包商利用豬的例子),或是受害者(可以〈微小的聲音〉為例)的事實,有時令人難以直視。

Rumico因此選擇了以柔和的筆觸,描繪動物的單純和樂觀。即使是身上有繃帶、像個殘破的布娃娃一般的兔子和老鼠,也積極地求生、愛玩、嚮往著和平。這些畫作顯示了動物既可愛、又可憐的一面(日語的「可愛」かわいい與「可憐」かわいそう也非常接近),意圖喚起觀者的同理心。

〈可愛救世界〉系列插畫之一。攝影:龍緣之

動物園——人與動物關係的墓誌銘

Rachel Poliquin等研究者認為,人們對動物毛皮和骨骼的收集和保存,彷彿是在建立一種「沒有呼吸的動物園」(breathless zoo)。反過來想,動物園會不會也是一種「有呼吸的標本館」呢?[12]

「你去過動物園嗎?」、「你喜歡動物園嗎?」一部名為《你想住在動物園嗎?》的影片導演林晉寬,對台灣民眾發問道。當導演進一步詢問「你覺得動物園的動物快樂嗎?」「你會想住在動物園嗎?」許多人進入了沉思。

動物園展示和對待動物的方式,以及動物經常表現出的刻板行為等非自然狀態,經常引發人們的反省,近年來更是動物倡議經常討論的議題。透過對《文明的野獸》一書的閱讀,我大膽的設想,動物園展示所強調的人對動物的「愛」,是否根本上僅是對動物的佔有、控制和支配?

我認為,動物園為人們展現了多重的對自然世界的想像。首先,是一個受到規訓的世界(此亦是鄭麗榕老師書中不斷涉及的問題,在此不再墜述);其次,是一個充滿人類幻想的世界,那個既如傅柯(M. Foucault)的「全景敞視」概念下的監獄,又如全景圖(panorama)一般的超現實空間。在動物園,人們以為可以用視覺統攝世界各地的動物。

位於德國漢堡的海根貝克動物園(Tierpark Hagenbeck),是世界上第一個以人造「自然實景」的方式展示動物的動物園,取代了以往的柵欄、籠舍的展示形式。人們只需佔據一個視點,即可從近到遠地看到以假山、水池、人造沙漠區隔了多種動物在「不同的自然棲息地」的樣貌。圖片來源:flickr@Chrstian Stock(CC BY 2.0)

最後,動物園展示的是一種無遮蔽的、去魅的世界。它既是傅科闡述過的自我監禁之空間,更使動物成為「一種已完全被邊緣化的東西」(伯格語)。[13]透過對展演動物的觀察,人們會領悟到,許多動物早已自我放棄。

一個不一定準確但十分幽默的例子,是動畫《馬達加斯加》中,在荒島落難而希望能回到「文明世界」的紐約動物園「野生動物們」,發現島上真正的「野生動物」根本不遵守(動物園的)規範,進而在海灘點燃自由女神手中「自由的火炬」作為求救信號,獅子更為自己打造一個近似動物園展場的牢籠,以獲得安全感。圖片來源:IMDb

為了讓遊客騎乘老虎、付費照相,浙江台州溫嶺動物園員工在遊客面前訓練老虎。在此過程中,馴獸員不斷地以威嚇等方式,讓老虎完全不敢反抗人類,維持照相的姿態。

也許,在動物福利和法律較為進步的國家中,展演動物的處境較為不同,但從研究東京上野動物園的《野獸的本質:東京恩賜動物園的帝國與展覽》,到主題為圓山動物園史的《文明的野獸》,兩本書都揭示了動物園作為「人類宰制其他動物的表徵」之一。[14]

我因而常以「霸凌」(bully)概念反思動物園:人們對動物的「霸凌」,體現在由施暴者(如馴獸師)、受害者(動物)和旁觀者(遊客)構成的三角結構中。如果旁觀者無法為受害者發聲、同理心機制被環境所壓抑,一次又一次地無法發揮作用,乃至旁觀者轉而認同施暴者言行,那麼,他很有可能將逐漸「以不公正為常態」,在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中加入「施暴」的行列。長此以往,更將養成「漠視受害者需求」的慣性。[15]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柯慈(J. M. Coetzee)在其獲獎演說(後改寫為小說)《動物的生命》中,以猶太人集中營比喻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真正的恐怖在於,不僅兇手們拒絕設身處地地為受害者著想,別的人也一樣……換而言之,他們斷絕了內心的溝通。」[16]伯格則指出,獨自前往動物園的人,只能感受到自己的孤獨。[17]快樂,往往來自於共感,我們也許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伯格的話。在動物園中,人們永遠難以實現「人與動物和諧相處」的幻想。

在現代生活中,多數人僅有貧乏的與少數動物交往的機會,在不干擾野生動物的保育原則之下,動物園成為許多人拉近與動物的空間距離之渠道。無怪乎,伯格寫道「現代動物園是為一種與人類歷史同樣久遠的關係所立的墓誌銘。」[18]從動物慰靈祭、畜魂碑,到此處所謂之「墓誌銘」,關於動物的觀看、記憶和紀念,如要掙脫出既定的權力關係和社會規訓,仍需要更多真實信息的傳播、藝術化的引導,鼓勵人們培養關於動物生命的個人體會,最終吸引社會大眾對「人與動物關係」進行反省。

※ 本文首次刊載於Yahoo奇摩

參考資料

[1] John Berger著,劉惠媛譯,〈為何凝視動物?〉,《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6頁。
[3] John Berger著,劉惠媛譯,〈為何凝視動物?〉,《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3頁。
[5] 蔡育琳,〈台灣首次為豬送行台北Animal Save〉,關懷生命協會。
值得注意的是,「為豬送行」對應屠宰業者和運送人員的方式和態度。由「救救港豬」團體發起的香港「為豬送行」,就準備了純素的點心送給運送豬隻的工作人員,在釋出善意的同時,更體現了人和非人動物都是倡議團體關懷的對象。
[6] 引文來自百度百科,「菲生」故事在中國引起社會廣泛回響,受到媒體和民眾的注意,然而其真實性亦不可考。
[7]導演拍電影為求真實炸死軍犬網友罵其冷血〉,重慶時報,2008年12月02日。
[8] 喬志峰,〈那幾條金魚為何牽動人心〉,光明網-光明觀察,2011年2月16日。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5e4ktZvdU
[9]  關於「觀察滲透理論」可進一步參考:http://cscsnet.hkbu.edu.hk/articles/kwan1_f.html
[10] 「紙芝居」(kamishibai)是日本傳統民間藝術形式。說書人的解說伴隨著一幅幅畫作在簡易的箱子中輪流展示,宛如一個流動的小劇場;丸木美術館網站中關於本項目的頁面:https://marukigallery.jp/1925/
Anthony J. Nocella, Colin Satler等,Animals and War: Confronting the Military-Animal Industrial Complex,Lexington Books,2003.
[12] 轉引自鄭麗榕,《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新北市:遠足文化,2020年,第300頁及332頁。
[13] 傅柯,劉北成、楊遠纓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出版,1992年;John Berger,〈為何凝視動物?〉,《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2頁。
[14] I. J. Miller, The Nature of the Beasts: Empire and Exhibition at the Tokyo Imperial Zoo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15] 可參考筆者對「霸凌動物」的進一步說明:「2019反霸凌動物教師培力暨教案設計工作坊」梯次一(關懷生命協會報導)
[16] J. M. Coetzee著,朱子儀譯,《動物的生命》,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第40-41頁。
[17] John Berger著,劉惠媛譯,〈為何凝視動物?〉,《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6頁。
[18] John Berger著,劉惠媛譯,〈為何凝視動物?〉,《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