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垃圾危機在各縣市浮現，平均每人每天製造的垃圾量不斷增加，現有的垃圾處理系統也逐漸不堪負荷。萬華區寶興街一間資源回收場，卻因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條例》中住宅區內不得設立回收場的規定，在今年2月結束了將近50年的營業。
民間團體五角拌指出，寶興街資源回收場每月不僅協助處理近200噸的回收物，也支持了近200位拾荒者的生計。回收場被迫停業不僅是鄰避設施的設置及選址課題，更反映城市垃圾的處理牽涉龐大的非正式廢物經濟產業鏈。
從垃圾到商品 廢物經濟體現價值政治
垃圾在大眾眼中常是髒污且無用的，鮮少有人關心自己丟棄的垃圾去了哪裡。現代生活大量消費及丟棄已成常態，不只東西壞掉可以丟，凡多了、舊了、不想要了也會被丟棄。大量生活廢棄物除了仰賴城市清運系統，更像拾荒者們的寶庫。撿拾收集所需的廢品進行分類變賣，是許多拾荒者的生存策略。
對拾荒者而言，廢棄物的流動、分類及再利用仰賴個體的勞動，並且取決於城市中的基礎設施。為了將廢棄物從源頭運送到可供處理變賣的回收場、舊貨商和二手市場，跨區移動往往是必要的。以西昌街二手市場常見的廢品為例，不少來自於東區、信義區的住宅大樓，此時垃圾便體現了不同社會群體的價值政治：「Your trash is someone's treasure.」城市居民的生活垃圾反而成為底層階級的謀生工具。
廢棄物運輸常見的私人運具大多為機車和腳踏車，並藉由各種「改裝」增加運輸空間；缺乏私人運具的拾荒者則仰賴大眾運輸工具，或是雙腳萬能。撿拾而來的廢品無處安放，只能和拾荒者綁在一起，游移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庫存」增多的同時也增加了移動的沉重。
「貨品」無處安放 拾荒者只能日復一日挪用城市角落
除了運輸，廢棄物同樣需要空間來做倉儲、分撿，拾荒者的私人住宅大多承載了這樣的功能。在萬華區西昌街二手市場擺賣的舊貨商阿城即是一例，他承租華西街巷內的一間雅房，雅房所在的公寓大門永遠都是敞開的，一踏入門，撲鼻而來的垃圾酸臭氣息和霉味令人頭暈。一轉頭，就可以看到阿城的「貨」，一箱一箱疊在門口。阿城的房間位於二樓，踩著老舊木樓梯往上，每走一步都會發出嘰嘎聲響，旁邊的牆壁也已經全發霉了。二樓房門口依舊堆滿貨品，勉強將門推開一個縫，卻完全看不到走路空間和住宅該有的擺設，只聽到阿城養的狗「阿歡」在裡面吠叫著。
比起阿城，更多的是負擔不起「私人空間」的拾荒者，如何善用既有資源「挪用」街道中的隱蔽空間，考驗著他們的智慧。
西昌街不少拾荒者透過日復一日的身體實踐，對公共空間進行挪用。有拾荒者說，「我比較奸詐，你知道嗎…我都把我的東西綁在電線桿，還有就是那間店他每天晚上10點關門，我就把東西綁在那裡，人也在那裡睡覺…我很好入睡的。」拾荒者利用「時間」來和市民的日常活動形成阻隔，不僅避開外界的嫌惡凝視，也是盡量減少對市民日常干擾的生存策略。
只允許特定分區設回收場 弱勢拾荒者將更邊緣化
現今垃圾處理及永續發展的重要目標——廢棄物的循環再利用，拾荒者每日都在實踐著。可回收的垃圾進入回收場，尚具經濟價值的廢品則流入二手市場，再回到消費者手中，其價值在一連串的分類、變賣和交換中重新創造。
從結果論而言，垃圾分類再利用確實被落實了，但這樣的成果並不完全來自人們的素質提升或政策規則的引導，更多的是垃圾背後的經濟價值。廢棄物處理除了仰賴官方清運系統，也需要更多非正式、多元的管道。
這樣非正式的廢物經濟產業鏈，亦顯現了廢棄物處理和住宅區活動的緊密關聯。許多生活垃圾來自住宅區，若依照台北市目前的土地使用分區，回收場僅能設置於工業區、農業區和保護區，硬是將兩者區隔將增加拾荒者個體作業的困難，也讓尚具有經濟價值的廢品與消費者更加脫離。
廢物經濟消納了來自城市的垃圾，乘載了我們每天的消費與浪費，維持了城市生活的繁華與便捷，同時也在以自身獨有的方式重新加入生產。一味將回收場這樣的鄰避設施推向城市邊緣並非唯一解方，反而可能將原本就弱勢的族群推向更艱難的處境。
廢品流動也顯現了城市發展的斷裂，以及不同地區階級的連結。隨著都市發展以及資本的快速擴張，現代都市計畫的一刀切帶動了台北東區的繁榮，同時也導致空間發展的不均質，萬華被判定為是「國家缺席」的產物，是落後的邊緣地帶。
然而萬華並非是衰敗失能的，而是成為大都市的排泄桶，負責消化、容納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勞動力與商品，是台北城市化生產中非常重要的空間。往後在拋棄垃圾前，或許也能更進一步思考，廢品是如何強而有力地形塑我們每日的消費與丟棄實踐。
※本文亦刊載於《眼底城事》，文章標題與內文經《環境資訊中心》編輯稍加編修後刊登。
參考資料
- Reno, J. (2009). Your trash is someone's treasure: the politics of value at a Michigan landfill. 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 14(1), 29-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