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拼經濟到拚幸福,國際超越GDP的主流化 | 環境資訊中心
專欄

從拼經濟到拚幸福,國際超越GDP的主流化

2023年06月13日
文:魏揚(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研究員) 、趙家緯(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總監)
在6月5日世界環境日前夕,全球倡議「棄成長」(degrowth)的學術單位與民間團體發起「全球棄成長日」(Global Degrowth Day),喚起各界以棄成長路徑達到永續發展。2023年的棄成長日為6月3日,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推出系列文章,藉此深化國內議題討論,敬請期待。(本篇為系列2)

凡是稍微關注新聞時事的人,一定時常看到以國內生產總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來衡量經濟表現與國家競爭力的文章,不論是近期媒體再三報導的「台灣GDP超越日韓」,或是在GDP成長稍緩時警告停滯與衰退的風險,GDP儼然成為整體社會心之所繫。

即使日常生活中,大多時候我們無法直接感受到GDP成長、衰退那「一兩個百分點」的差距,但不論是政府公文、媒體報導或是社會輿論,GDP顯然被呈現為一個茲事體大,攸關國家與產業的競爭力、經濟活力與社會福祉等方面的指標,並且理所當然地成為與經濟相關公共事務的決策依歸。

然而,GDP真的能夠精確地反映一個國家、社會的經濟表現嗎?總體層次上的經濟成長與社會大眾的福祉能夠劃上等號嗎?我們的經濟政策該以追求GDP成長為目標嗎?本文將回顧過往不同學科對GDP的批判,探討GDP作為經濟測量指標的盲點與缺失。另一方面,20世紀初期開始浮現的「超越GDP(Beyond GDP)」運動又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下出現,其主要論點為何?提出了哪些另類指標?其背後反映出何種對於「福祉(well-being)」的不同觀點?本文也將回顧實證研究,探討GDP與另類指標如何呈現出社會福祉截然不同的樣貌。

來源:EpicTop10.com/Flickr (CC BY 2.0)

政策目的鮮明的GDP源起

GDP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930年代的美國。當時美國正處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羅斯福總統急切地希望有一個指標能夠在戰爭時期評估經濟表現、衡量預算之結果以及國家政策對總體經濟的影響。在此脈絡下,1934年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向美國國會提交第一份國家所得報告。1944年的布列敦森林協定後,在美國的主導下,世界貨幣組織與世界銀行相繼成立,並使用GDP作為衡量經濟進步的主要指標,進一步奠定GDP在國際經濟政策中的關鍵角色。

從歷史起源來看,GDP一開始就帶著鮮明且特定的政策目的,即滿足政府在戰爭時期動員資源、刺激消費的需求,「測量社會福祉」並不是其功能。

事實上,早在1930年代, 庫茲涅茨便已經警告不宜將GDP等同於社會福祉,並且建議在測量公式中將軍事支出、廣告與投機性金融操作移除;經濟學家、澳洲前財務部長卡索耳(Ian Castles)在1973年舉例指出:如果有一個指標被設計來測量機器好壞,然而,倘若其所測量的東西,竟與這台機器是否能有效達成自身任務沒有任何關係的話,這個指標便毫無意義。同樣地,GDP的問題就在於它忽視了經濟活動的根本目標,即滿足人們的生活需求與福祉。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最近便撰文指出,雖然GDP能夠告訴我們許多事,但卻也可能誤導我們,使我們忽略了日常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物。

拆解GDP拜物教環境外部性與社會不平等

根據最普遍認知且接受的定義,GDP所測量的是:在一定時間內,一個國家之中所生產,且透過市場交易與流通的「最終商品與服務(final product and service)」的「市場價值(market value)」。

如此一來,諸如家務勞動、地下經濟、共享經濟以及其他無酬勞動所創造的經濟產出,都無法被GDP捕捉。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Th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用來評估無酬家務勞動價值的「家戶衛星帳(Household Satellite Account)」,2016年時家戶無酬勞動的價值總額約為1兆英鎊,而當年英國的GDP約為1.8兆英鎊。

忽略特定商品與服務的價格,不僅可能低估許多人類經濟行動的重要價值,也容易誇大GDP成長所代表的意義。荷蘭環境經濟學家范登伯格(van den Bergh)指出,貧窮國家的GDP成長並不必然等於國民所得收入提高,可能只是原本的經濟行為從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轉移到正式經濟部門,如人民由原本自給自足的鄉村經濟,轉向至都市貧民窟當工人,在帳面上創造GDP所得,但卻可能對鄉村的農業經濟與社群帶來無法被GDP測量的負面影響。

對GDP的另一個主要批評,是其忽略許多經濟活動的外部性(externality),例如對健康、社區、環境的破壞等等。

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森恩(Amartya Sen)以及菲圖西(Jean-Paul Fitoussi)等人在2010年發布的報告便指出,市場價格無法反映社會評價,消費特定商品或服務對環境所帶來的衝擊便是典型案例。批評者指出,由於GDP未能妥善地評估人類經濟行為對自然資源以及環境的外部成本,導致GDP所呈現出來的市場價格是「不可靠的訊號(unreliable signal)」,無法正確計算社會福祉。

更弔詭的是,雖然環境被破壞所帶來的外部性無法被GDP捕捉,但替這些負面影響「收拾殘局」的善後行為,例如政府投入經費來改善空氣與水質、管理廢棄物管理等經濟行為,卻會被納入GDP的公式中、進而增加GDP。GDP在此情況下不僅是一種「誤測(mismeasurement)」,更容易導致社會大眾過度著重在經濟發展,卻忽略環境品質與永續,進而導向政府、企業與公眾做出更多讓問題惡化的錯誤決策。

此外,GDP也被批評無法反映經濟成長的果實,在社會中如何被不均等地分配。經濟生產的規模化、集中化,或是高所得家戶中的奢侈消費行為,都可能提高GDP,但也可能發生中小企業停滯或衰退、低收入家戶在貧窮線掙扎的狀況。

2009年,斯蒂格利茨等人發布了《對我們生活的誤測:為什麼GDP增長不等於社會進步》(以下簡稱〈Stiglitz-Sen-Fitoussi〉報告),報告指出,即使在社會分配日益不均等的情況下,人均所得或人均GDP亦可能維持不變,因此建議另類社會福祉的測量指標應該「更關注所得、消費、財富的分配問題」,並提醒除了關注上述指標「平均值」的同時,也應該注重「中位數」如何呈現「典型的個人或家戶」,以及財富與收入的上下兩個極端。

超越GDP運動的進展

「超越GDP」(Beyond GDP)雖然是晚近20年來才出現的名詞,然而其概念與精神卻與GDP同樣悠久。

早在1960年代,統計學家、社會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有感於GDP的侷限,以及有效測量生活品質、社會進步的指標的匱乏,紛紛開始試圖建立新的社會指標,開啟所謂的「社會指標運動(social indicator movement)」。

美國統計學家鮑爾(Raymond Augustine Bauer)在1966年出版《社會指標》一書,被認為是開啟此一運動的先河,鮑爾指出社會指標的目的在於:在我們所重視的價值與目標上,我們身在何處?方向為何?幫助我們評估具體計畫以及其影響。

橫跨整個1960年代,各國政府與各領域研究者紛紛發展各式社會指標計畫。1978年,國際社會學會主辦的第九屆世界社會學大會中,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者首次針對生活品質跨國研究進行交流,其成果後來出版為《生活的品質:比較研究》,對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OECD等國際機構對於永續發展、生活品質、社會進步等議題的重視有許多貢獻。這些試圖尋找、建構更好的社會指標的努力,並不必然導向對GDP的批判與顛覆,但藉此我們可以瞭解:當前的超越GDP運動與論述,乃至於被提議用來補充或取代GDP的另類社會福祉指標,其實具有悠久的思想與實證研究基礎。

近年來許多對GDP的批判以及另類福祉指標的建立,實際上是由主流國際機構所發起。2007年,在由歐盟執委會、歐洲議會、OECD等國際機構所聯合舉辦的「超越GDP論壇」上,時任歐盟執委會主席巴洛索(Jose Manuel Barroso)在開場致詞時表示,「GDP是一個測量市場經濟活動的指標,而不是用來精準測量社會福祉」,並強調GDP無法反映許多國家所面臨的挑戰,例如氣候危機、公共衛生以及環境破壞,他呼籲:我們無法用過去的工具來面對未來的挑戰,[…] 是時候超越GDP了(It is time to go beyond GDP)。

2008,法國總統薩科吉(Nicolas Sarkozy)邀請著名的經濟學者斯蒂格利茨、森恩以及菲圖西,組成了「經濟表現與社會進步測量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目的在於檢驗GDP作為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指標的侷限,並且提供建議如何建立更好的另類指標。Stiglitz-Sen-Fitoussi報告開宗明義地指出,「GDP衡量市場生產——以貨幣單位表示——在這個目標上它很有用。然而它經常被視為衡量經濟福祉的指標。將兩者混為一談可能導致人們對福祉程度的誤判,並導致錯誤的政策決定」。

斯蒂格利茨等人編撰的《超越GDP專題報告》

斯蒂格利茨等人編撰的《超越GDP專題報告》

2009年,歐盟發布《GDP與其超越:在變動世界中測量進步》官方通訊文件作為其超越GDP倡議的藍圖,聚焦於發展新的指標來補足GDP的不足,包括更全面的環境指標(氣候變遷、能源使用、生物多樣性、污染、廢棄物等)、優質生活與服福祉、分配與不平等、擴充國民所得帳體系等等。根據通訊文件,歐盟統計署陸續建構諸多可反映整體福祉概念的指標系統,如2015年的生活品質指標(Quality of Life)、疫情時發展的振興與韌性指標(Recovery and Resilience Scoreboard )、綠色政綱指標等,但其對決策上的影響,仍未與GDP等量齊觀。

超越GDP的政策主流化

歷經多年倡議,超越GDP並非僅止學術研究或是公民團體倡議,也並非僅有歐盟零星的推動。於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編號17、19的具體目標,便是強調需要在2030年前制定可衡量永續發展的方法,彌補GDP的不足。而在2022年6月份舉行的斯德哥爾摩+50人類環境會議上,十大結論的第三點,便是「對我們當前經濟體系的運作方式進行全系統變革,為健康的地球做出貢獻,需重新定義和採用衡量社會進步、人類福祉的新方法,建立考慮環境價值的經濟和財政政策」。

然而,履行這些宣示最重要的途徑,乃為根本性修正全球GDP估算方式。現行各國計算GDP的方式,多依據聯合國2008年國民經濟會計制度(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但聯合國自2020年3月起,便啟動2025年版國民經濟會計制度(2025 SNA)的修訂工作。此次修訂中,便將納入「福祉與永續性」新章節。

2025SNA雖強調其仍聚焦於「經濟福祉」,但依據目前修訂小組規劃,包括無償家務服務的貢獻、自然資源耗竭、碳定價機制、綠色金融等議題,均會發展估算方法,納入GDP的估算之中。另一方面,「福祉與永續性」章節中亦將肯認GDP的局限性,提出結合其他超越GDP指標方可掌握一國的「福祉與永續性」狀態的分析架構。

時代的進步可帶來人們的幸福

回到本系列上一篇文章的核心論點,去成長概念所要強調的是「如果我們轉而追求那些對於提高人類福祉中有實際幫助的事物【…】那麼即使帳面上的GDP數字沒有增加,甚至可能下降,這卻不意味著人們的生活水準變得更差」。執著或是滿足GDP的成長,可能反而阻礙了我們追求真實的社會福祉提升,對此人們迫切地需要「超越GDP」,不論是尋找更好的整合性社會指標,或是根本上揚棄「經濟成長至上」的觀念。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曾說過,「啊!時代的進步,和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回事」,精準地呈現進步與福祉之間的複雜、矛盾關係。歸根究柢,人們所應該追求的「社會福祉」到底是什麼,哪些事物定義了「生活品質」?什麼是「社會的進步」乃至於「時代的進步」?本文彙整了國際上超越GDP的最新發展,指出這些已非抽象的辯論,亦非環境倡議者的激越訴求,而已躍入明確的政策議程之中,藉由2025SNA的頒布,將改變各方理解經濟優劣的方法。因此無論是國發會、主計處、經濟部或即將成立的環境部,均應提前準備因應此變局。本專題後續將分析各類超越GDP指標的衡量結果,並以此視角,檢視台灣當前的福祉與永續性。

參考資料

  • Stiglitz et al., 2010, Mismeasuring Our Lives——Why GDP Doesn't Add Up
  • Aitken, A. (2019). Measuring Welfare Beyond GDP.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249(1), R3-R16
  • Bauer, R. A. (1967). Social Indicators. M.I.T. Press.
  • Castles, I., & Treasury. (2014). Economic Growth: Is it Worth Having? In A. Podger & D. Trewin (Eds.), Measuring and Promoting Wellbeing (pp. 107-160). ANU Press.
  • Costanza, R., Hart, M., Kubiszewski, I., & Talberth, J. (2014). A Short History of GDP: Moving Towards Better Measures of Human Well-being.
  • Kalimeris, P., Bithas, K., Richardson, C., & Nijkamp, P. (2020). Hidden linkages between resources and economy: A “Beyond-GDP” approach using alternative welfare indicators. Ecological Economics, 169
  • van den Bergh, J. C. J. M. (2022). A procedure for globally institutionalizing a ‘beyond-GDP’ metric. Ecological Economics, 192
  • Matthews, H., & Lave, L. (2000). Applications of Environmental Valuation for Determining Externality Cost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34.

作者

趙家緯

台大環工所博士,現為台灣環境規劃協會理事長、台大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學程兼任助理教授。長期參與台灣氣候與能源政策之公共討論,近期聚焦於台灣淨零轉型路徑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