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續發展年會討論

話題回到幾天前的永續發展年會。該場會議的第一場主題演講，由香港大學的理查．威爾福(Richard Welford)教授主講，他以香港大學教授身份談論全球永續發展問題，立論點在於亞太地區的環境問題，是全球應該特別重視的核心。內容鋪陳方式基本上是站在西方談論永續發展時，最常依據的邏輯推論：先從人口增長的角度，將永續發展問題根源導向人口成長問題，然後因為都市居住人口的聚集，變成永續發展問題的另一重要根源。理查的演講中最引起爭議的論點，是由消費面來看地區人民的價值，也就是西方部分學者一方面提醒因為大量生產造成的環境問題，一方面希望類似中國這樣地區的人民，應該記取美國的大量消費造成的負面效應，節制自身的消費方式與水準。

從全球衛星遙測照片，理查再提醒大家在全球的環境變遷問題中，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佔世界第二位，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佔世界第一位的現象；另從公共衛生角度，根據WHO統計，亞太地區在2003年有2500萬人因為不正常的環境因素導致死亡；若從水資源的角度，理查認為理論上在中國應該不會有水問題，當然，這裡所指的理論上也許會有爭議，他另以印度在製造業與水資源的狀況，作為回應上述亞太地區在這股全球永續發展的環境壓力下所出現的荒謬現象。例如：在印度的可口可樂公司引起極大爭議，因為他們每生產一公升的可樂，就需要耗用五公升的水。所以，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問題：若為了環境永續發展，印度人是不是就不應該喝可口可樂？或者說是可口可樂公司就不應該在印度設子公司？這樣的兩難衝突在永續發展議題中屢見不鮮。

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你可以說這是一種供給與消費之間的選擇與供需問題，或是一種制度與慣習作用下的安排，導致可口可樂公司得以在印度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繼續存在；你也許也可以從社會面看這種多國籍公司（Multi-Nations Enterprise，簡稱MNE）在亞洲國家的戰略，是全球化浪潮之下，另一股不可阻擋的趨勢，或是MNE子公司所在地的政府應有其不同考量。例如，大多數地方政府面對多國籍公司的落腳，多是著眼於大公司可能帶來規模與聚集經濟效應，以及大量的勞工就業機會，甚至部份的公共設施水準的提升，相對之下，地方政府當然樂見這種投資進駐以間接減少政府支出與增加社會安定條件。但是，地方政府對企業的環境管制規範態度與標準，若過度偏向企業立場，又容易失去社會與環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至於如何拿捏當中的分際，理查並未直接提到答案。而我們可以推想這種多重角色之間的緊張狀態，應當有一個可以有力監督與提醒政府與企業之間關係的制衡力量，它會是非政府組織嗎？目前看來這種具有第三權的NGO仍是關鍵角色。因為，透過市民集體的自覺所展現的選擇，較有可能持續且有效地在企業利益與政府運作之間提供一種符合大多數市民的觀點與運作方式建議。

再回到會議當天現場的討論，一位印度來的朋友發言指出，理查從永續發展立場，對亞太地區人民的消費與生活方式之觀點有失偏頗，忽視了印度居民的消費的需求與慾望的真實性，同樣的論點，中國是否就不應該擁有買汽車、開汽車以及其他被西方世界視為對環境不永續的行為？現場沒有來自中國成員的發言，但是在中午休息期間的聊天話題當中，卻可以明顯感受到大多數來自中國的學者並不認同這樣的西方觀點。

那麼，問題在於若理查的說法是西方觀點，那麼什麼是東方或中國的觀點？甚至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追問：什麼是台灣觀點呢？這樣的發問，一般被視為是面對全球化現象，全球與地方兩個不同尺度(scale)之間，常見的一種動態作用過程。當我們站在自身的立場決定什麼是我們所應該前進的正確路線時，你或許可以想像今天晚上面對街上兩間各自孕育累積數百年的東方與西方餐廳時，應該選擇哪一間餐廳的佳餚？有時這不會是絕對的兩難問題，這也不會是單純二者選一的抉擇，你或許可以綜合兩間餐廳，找出各自喜歡的菜色，挑一間新的複合餐廳，或是選擇改天再吃另一間，或是請廚師外燴，或自己開始練習下廚等各種策略。至於上述討論永續發展問題時，帶有應該或是不應該的規範性建議，在這樣的比喻之下，自然突顯出只是過於簡單的邏輯。若是讓你在這些前提下選擇，你要如何決定西方或是東方的觀點／餐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