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議定書」自2005年2月16日生效至今，已四個多月。這段期間以來，與「京都議定書」有關的議題，除了議定書生效前一天，幾位學子在行政院門口裸身抗議，以吸引各界的關注外，在國內倉促擬定的「溫室氣體減量管制法草案」，以及日前於6月20、21日召開的「全國能源會議」，更是政府、企業、學者、與環保團體面對後京都議定書時代時所關注、與著墨的焦點。
繼續觀望或及早因應？
事實上，「京都議定書」的議題之所以被吵得沸沸揚揚，與其法規本身的特性有著極大的關係。第一，在法規地位上，它隸屬「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下，希望聯合國的會員國能共同參與溫室氣體減量，以負起減緩全球暖化的責任。第二，「京都議定書」採取「全球總量抑制，國家個別目標」策略，針對締約國所處的開發階段，有不同減量期程及義務。第三，縱使「京都議定書」 希望規範各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然而，其效力僅只限於批准施行的國家。因此，現階段實際被管制的國家只有38個，其溫室氣體排放量也僅佔全世界總量的25%。
台灣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名列全球第22名，佔世界各國排放量總量1%，石化、鋼鐵、水泥等高耗能產業十分蓬勃，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又是許多跨國企業的代工廠商，雖然具備高排放強度之管制條件，但非聯合國會員國，被排除在管制名單之列，現階段我國並沒有減量的責任或義務。
因此，產業界也多採觀望或抗拒的態度，且聲稱遽然實施減量措施，將導致經濟發展之重大衝擊；另一方面，環保團體則認為既身為世界公民一份子，加上自然環境的海島特性，無論就國際責任、保護自身居住環境、或維持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而言，應積極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措施，甚至應訂定強制性法令，限制高碳能源使用、徵收碳稅或總量管制等。
台灣應如何取得各界的共識？如何因應京都議定書？一直是個火線話題，前不久制訂的「溫室氣體減量管制法草案」，更在學者、產業界、與環保團體間引起一陣熱烈討論，這中間反映出怎樣的思維與心態？值得我們細究。
是自願性協定或強制性立法？
其實，自產業界到環保團體，大都贊成「立法」促進國內的溫室氣體之減量。雖然台灣尚不需進行減量義務，但面對如此國際趨勢，減量的限制終究要來臨。因此，國內法的制訂，是基於預警與預防的精神，從「法」的制訂與規範開始，讓產官學各部門皆有遵循依據，以利及早因應，避免未來可能的國際貿易制裁及成本的擴大。
但是，法律內容要如何訂定？何時制定？則一直是爭論重點。首先，台灣是否應該要緊跟京都議定書規定，將1990年訂為溫室氣體的排放基準年；還是考量台灣的經濟發展狀況，自行以2000年做為基準年，自上回全國能源會議以來，一直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其次，產業界一般認為，基於現階段連溫室氣體減量的衡量依據、相關討論、研究……等資訊尚且不足情況下，所制定的法律難以周延。因此，即使現階段要立法，應要求廠商「自願減量」而非「強制減量」，但這樣的看法也讓學者認為有其不可行之處。畢竟，「自願」與「強制」是相對的，前者是後者的權宜或緩衝，簽訂「協定」而非「立法」，但從過去經驗看來，「自願性」策略或措施，在台灣並無法達到具體而有效的結果。
環保費用應納入企業成本
不論環保團體、企業界或學界，皆不斷地向政府詢問溫室氣體減量的期程表，與各階段目標。因為溫室氣體減量將牽涉一國的能源結構，連帶影響國家整體產業結構，及經濟狀況，需要長遠而完善的計畫，而不能貿然地將政策轉彎。
產業界認為，短、中、長期三階段的目標是必要的。在短期之內，我們必須填補過去的空白，創造更多交流平台，促成知識擴散，鼓勵產業界施行自發性減量、進行溫室氣體盤查，使瞭解自己所處的位階，並明白應負的責任。進一步在中、長程的計畫中，因應國內法令或國際情勢，實際配合減量運動。經濟學者認為，政府可以從三階段政策改革著手，首先，應刪除不合理的補貼或優惠，其中以投資抵免為最優先；接著，可進行碳稅徵收，再施行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
減少對產業的補貼，乃為了建立企業競爭的公平立足點。另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以碳稅徵收將環境外部成本內部化，並促耗碳能源的減少使用。此外，如何減少產品生產所釋出的污染源，也是投資者應考量的成本之一。事實上，台灣產業結構正面臨一個惡性循環：由於高耗能與高污染性的產業能夠享有優惠，在降低成本又增加利潤的情況下，它們能擴大投資，並再一次得到投資抵免，如此情況，連帶其股票也水漲船高，進而刺激企業擴建。如此一來，高耗能、高污染業的規模日漸擴大，一再背離我國的能源政策走向而促成溫室氣體的倍數成長。因此，唯有將環保成本納入營運成本中，才能使產業正視能源耗用與環境污染等問題，並藉由政策的重新擬定來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這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
思維的調整，行動的覺醒
課徵碳稅的建議，站在經濟學或環境保護的立場，只是思維的調整。取之於環境，用之於環境，是設計碳稅的基本論調。這些價格，理所當然地應該反應於產品價格上，以抑制消費者不必要的浪費，並合理反映環境外部成本。而部分環保團體更進一步提出碳稅全民化、環境福利化的訴求。根據綠色陣線與看守台灣等環保團體擬定的《黑潮議定書》主張：京都議定書中所提及的二氧化碳排放交易制度，不應該成為公司財團之間私相授受的金錢遊戲，而應擴及全民，也就是讓二氧化碳排放的配額平均分給每個國民，讓其來決定配額的使用與交易。如此不僅可藉由排放者付費的手段，來達到二氧化碳的減量；更可藉由排放交易的制度，讓耗用資源者所付出的經濟代價，轉而照顧處於弱勢階層的資源節約者。簡言之，碳稅或未來其他環境稅的徵收，應被用於公共財的投資上，並以此稅收收入，減少其他方面的稅收，這樣的好處是，人民不會增加額外的負擔，且能改善高耗能的消費行為，而這也是一直深受期待的綠色稅制改革與雙重紅利。
事實上，思維改革不僅於此。就更現實的國際市場而言，也以企業責任為領導角色，吹起了一陣綠色風潮。在外國，企業的溫室氣體減量狀況，已變成投資人考量投資風險的依據之一，這將影響外資在台的投資意願。隨著公司投資多元化、跨國化的趨勢，台灣的資本也會在38個締約國中進行投資，勢必面臨被管制的問題。甚至連台灣的跨國集團，也已被全球的供應商要求提報溫室氣體風險與溫室氣體排放量。面對一波波來自四面八方的挑戰，台灣，準備好了嗎？
危機成契機，台灣再定位
溫室氣體減量的影響是全面性的。如何透過能源產業技術的提升，提高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以擺脫95%能源仰賴進口之失衡結構，更是台灣急切努力的目標。
配合溫室氣體減量的趨勢，是危機，也是轉機。政府得藉此思考，過去以石油化學燃料為主的「汽車本位」交通網絡是否得當？也可藉此鼓勵綠色產業，創造另一波產業熱潮；或整體性地修正城鄉差距與都市計畫；並藉由法條的增修，讓不合時宜的耗能或污染產業逐步淘汰。就產業界而言，可以藉此更瞭解自己的位階與優勢，以綠色創新取代傳統耗能產業，並促成科技、服務、營運型態的轉型。當然，就個人而言，這更是個喚起大家關注永續與環境議題的好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