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科技日新月異，一般民眾可以輕易的利用工具進行影像紀錄。近幾年興起的公民報導，不但抓到許多主流媒體的漏網鏡頭，也彌補了許多置入性行銷造成的資訊落差；從Wikipedia到Youtube等網站的興起，以及台灣公部門、民間團體舉辦的培訓等，公民新聞已經是全球趨勢。媒體觀察基金會董事長管中祥指出，台灣現行法令沒有對所謂的主流媒體、或公民媒體進行區隔，但是在採訪現場時，警方的執法態度對公民記者仍有相當大的歧視。
在最近幾起新聞事件中，無論是對在樂生議題上、野草莓學運中，或是關注在台流亡藏人的權益等等，公民記者的採訪都遭受警方的不當對待。對於警方濫權的問題，趁著世界人權日，多位公民記者協同至警政署前進行採訪，問題包括「警方是否拒絕在行使公權力時，人民在旁紀錄、監督？」「哪條法律規定『人民』不能採訪？」等等，要求相關單位能公開回應。
警政署公關主任蔡義猛無視在場公民記者人數，要求群眾在狹小的會客室內進行接待，甚至提議「分批」進行記者會，公民團體卻希望同時對全體做說明，場面一度僵持不下。接著，有位自稱是副主任的官員出面協調，對於民眾的提問卻表示「你們不是記者，我不用回答你們問題」，但是現場的民眾卻認為，政府身為公僕，不該拒絕人民的提問與監督。
到最後，由警政署自行認定是「陳情活動」，雖然對訴求內容語焉不詳，卻由中正一分局忠孝派出所所長林崇志以違反《集會遊行法》為由，逕自對採訪者舉牌警告。而當苦勞網祕書長孫窮理以《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9條，要求林崇志行使職權時陳述理由，林崇志則回應：「我依集遊法，不用管警察職權行使法！」
台灣人權促進會文宣部主任邱伊翎指出，就算是警察依法行政也不能剝奪人民紀錄的權利，了解公共事務或進行紀錄本來就不是記者的特權，而警政署還是在限制人民知情的權利。管中祥則強調，所謂「記者証」其實是各組織單位自行印製的，沒有統一格式，有記者証才能採訪顯然是個假命題；他表示，只要公民依程序提出申請，就應有紀錄與採訪的權利。
孫窮理則表示，在主流媒體的商業導向操作下，弱勢議題往往無法完整呈現，如果沒有公民媒體的紀錄，公共領域的資訊將更難流通。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秘書長陳瑞賓指出，唯有讓資訊流通才能產生關注、引發行動，特別是環境議題的公共性與永續利用等議題，更需要多元對話。
「請問署長：為什麼不可以？」街頭紀錄者集體採訪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