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閱讀歷史，不由想像：處在轉捩點的人們，知道他們的處境嗎？如果有能力改變，結果是否會不同？假如我們活在當時，我們能否正確因應？或許，我們在事後懊惱不已：當時應該如何、如何…
2009年，很可能就是這樣讓我們事後想起來懊惱的時代。
新氣候協定 年底將出爐
2年前，在峇里島舉行的第12次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中，設定在今年年底丹麥舉行的大會裏，將明確決定2012年之後，全球應該如何因應日漸加速的氣候後變遷問題。要討論的議題十分廣泛，包括像：工業國家具體的近程減量目標？目前施行京都議定書容許的彈性機制應否延續？是可以改善或是應該廢除？開發中國家是否該分攤部分責任？先進國家是否應該協助開發中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衝擊？適應基金要多少才算充分？
對於現行彈性機制，應否增列尚未成熟的碳的捕捉與封存？核能是否依舊排除於彈性機制外？能否考慮部門的清潔發展機制或部門減量？國家型減量行動(NAMA)是否可計入等。而彈性機制為避免破壞環境的完整，確實有額外地減量，是應該用正面表列可被接受計畫類型，或是只需列出不能被接受的類型？是否該將附件一與非附件一國家分類，超過指標或極限者就不得利用彈性機制減量，或是執行清潔發展機制(CDM)計畫？是否應該對極低度開發國家，或小島開發中國家給予優惠？
能否達共識 外界多悲觀
要想在今年底產生具體結果，上述這些眾多且複雜的議題，最遲應該在最近的半年內討論出初步的文字。在短短3、5個月時間，完成前1、2年無法達成的任務，似乎十分困難，這也是許多人對今年各國能否達成共識，抱持悲觀想法的主因。
然而，氣候變遷現象日益明顯，而且變化似乎有加速的傾向，多數國家也認知這問題對本身可能帶來的嚴重影響，遲早必須採取具體的減量行動。最大的差異是：應該採取行動的時機，及減量成本是自行擔負或可以由他國分攤；所有複雜議題，基本上都是環繞這2個問題打轉。
美國是全球溫室效應氣體排放最多的國家（註一），過去的布希政府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美國的不行動就成為多數不願意採取減量行動國家最好的藉口，包括台灣。但這藉口，極可能在歐巴馬上任之後，不久就會消失。
既怕被邊緣化 台應要更主動
台灣雖不是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會員國，但政府每年均派十數人參與大會；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官方對於此事態度一直偏於被動，等著看國際公約發展對台灣的可能影響，未曾思考這樣的國際氣氛下，台灣政府、企業與民間的可能發展契機；未曾嚴肅面對應該如何減少國內的溫室效應氣體排放，卻將絕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思考「清潔發展機制(CDM)」。
要知道「清潔發展機制」是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中，允許附件一與非附件一國家合作減少溫室效應氣體排放的唯一方式。想要利用CDM計畫，必須先向CDM管理委員會提出計畫申請，投資國要經過驗證後才能取得減量額度(CERs)。
台灣既不是附件一國家，也不是非附件一國家，該如何參與CDM計畫？我們要自願成為附件一國家，承諾「合理」的減量，有這樣的準備？還是自認為開發中國家？若是後者就沒有減量責任，也就不需要考慮CDM計畫，即使參與CDM計畫，除了聯合國組織要來臺灣驗證，是否確實有減量有困難外，減量額度屬於投資國，也不算臺灣的減量啊！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討論的許多事項，確實會影響台灣未來發展，我們應該先瞭解在目前處境下，可能存在的機會與限制，將國家未來長遠發展與國際趨勢結合，才能創造出更廣闊空間。如果只顧眼前，且戰且走，浪費寶貴資源讓機會流逝，可能一、二十年之後回想，這是個多麼愚蠢的年代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