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觀察家都預測了哥本哈根會議的失敗。西蒙‧札德克指出，基於自身利益的單邊和雙邊行動，可能才是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唯一希望。
現在事情已經很清楚：哥本哈根會議有可能成為歷史上一次重大的失敗。但是現在重要的不是指責，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是否還有機會促成21世紀第一個全球氣候協議。
現有的承諾即使得到百分之百的落實，到2020年也只能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9%到14%。要把全球氣溫的上升控制在2攝氏度以下，這種程度還不到所需減排數量的一半，更別提防止上升3到4度了。如果氣溫升高這麼多，南歐將變成半乾旱地區，億萬人的生計和水源供應都將面臨斷絕的威脅。
有人說，金錢就是協定達成的阻礙，但這個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對於「增量成本」的估算，大家有一個大致的共識，即到2020年平均每年需要800到1200 億美元，總共約為1.5萬億美元。如果能夠拿出這筆錢，就兌現了富裕國家為增量成本提供資金的承諾，彌補國家預算、國際援助和私人投資的不足。
這並不是一個小數目。要知道，據美國財長蒂莫西蓋特納估計，經濟衰退在短短一年之內導致全球產出減少3到4萬億美元。英國首相戈登‧布朗在倫敦二十國集團峰會的閉幕式上說，所有主權國家總共要花費約5萬億美元才能爬出全球衰退的泥潭。換句話說，到2020年應對氣候變化所需的總成本，實際上只有這短短幾個月中金融動盪損失的12%到15%。
如果用低成本的長期主權債務的形式進行，富裕國家實際上每年只需要分擔150億到200億美元就可以在10年時間裏湊夠這1.5萬億美元。要知道，這對於總年收入500萬億到600萬億美元的富裕國家來說根本就是小菜一碟，還不如它們每年花在寵物食品上（400億美元）的錢多。
短期經濟及其相關的政治能夠更好地解釋我們的失敗。這場博弈當然會有失敗者，就是那些不能收拾自己爛攤子的重污染產業，以及那些戀棧污染產業或者無法改變國民不可持續行為的國家。但同時低碳增長也孕育了一些潛在的勝利者，而且打發失敗者的成本也微不足道。
然而，短期的失敗者在積極活動。據環境保護基金會的估計，在華盛頓有超過2600個反對達成全球氣候協議的企業遊說者在活動。美國反對者們持續的公共活動使得相信氣候變化是人為引起的公眾數量不斷下降，2009年從72%降到57%。
歐洲儘管一向在氣候減緩承諾中發揮帶頭作用，但東歐領導人的立場倒退使歐洲「開明旁觀者」的光彩大大褪色。而七十七國集團+中國的發展中國家集團主張的西方歷史責任雖然是正確的，但它們對短期目標的執著和對富國承諾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也產生了負面效果。要知道，大自然的底線是無可退縮的，這個底線就是：如果我們現在不能採取徹底的集體行動，所有的發展努力都會化為泡影。
對當前任務的誤判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推進性的力量都認為我們的使命就是在主權國家談判和管理下，達成一個約束性的國際協定。但是，市場行銷中最重要的教訓就 是不要讓自己的叫賣所愚弄。要達成全球協定，也許還有更有效的方式。事實證明，所謂的帶有「主權約束力承諾的」 全球協議從來都是令人失望的。無論是好是壞，那些已經締造了歷史的力量都更加低調，包括： 「強權就是公理」、對「相互確保摧毀」的擔心、建立在自身利益上的單邊行動，以及在特殊情況下偶爾的公民直接行動。
人們期待哥本哈根會議達成全球協議，依靠主權國家之間具有約束力的長期承諾實現減排，並對發展中國的氣候變化減緩和適應行動進行資助，看來這個願望是無法實 現了。許多人都不願聽到這個消息，他們擔心這會影響我們共同努力的願望，擔心正中那些不願意達成協定人的下懷。但是，進程迄今顯而易見的失敗讓這些擔心顯得毫無意義。
要達成協議，必須從實踐開始，然後才能逐漸形成原則和規範。這主要存在三個原因。首先，要在將近200個主權國家之間達成複雜的協定本來就是癡人說夢，眼前的氣候和貿易談判足 以說明一切。其次，主權國家之間的所謂約束性承諾實際上一文不值。歐盟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公共赤字、競爭和補貼規定隨隨便便就被扔到一邊。第三，所謂經過「 全球演繹」的協議過於注重無所不包的機制以及相關的制度性安排。幾乎在所有個案中，這些都會由於官僚機構、政治干預、尋租行為甚至赤裸裸的腐敗而失敗。過去半個世紀中總額達到5萬億的官方發展援助的命運就是最好的例證。
要有效地應對氣候變化，基於自身利益的單邊行動、再加上可能的國際合作支持，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所在。
當前的跡象是鼓舞人心的。中國的5000萬輛電動車，以及每幾個小時便有一台新風力發電機投入使用的事實，正是上述單邊行動的明證。另外，巴西關於制止森林破壞的單邊承諾，印度雄心勃勃的國家太陽能計畫都是如此。歐洲也發起了地區性的單邊行動，率先進行立法試點，建立一個覆蓋全大陸的碳交易機制。
這些行動並不是全球協議的「替代品」，而是達成一個國際遊戲計畫唯一可能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我們的目標。與其不切實際地空想一個「全球協議」，不如腳踏實地面對真實發生的情況。這並不是作為備胎的「B計畫」，而是真正有用的「A計畫」。
那麼，「把注意力放在促進國家行動上」在實踐中如何體現呢？我在這裏想強調三個特別的要點：
一、低碳增長與發展：AcountAbility公司將於2010年1月啟動一個名為「國家氣候競爭力指數」的項目，追蹤並鼓勵朝向低碳路徑的進展，指明每個 國家在低碳未來中發展和繁榮的走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可以促進類似的努力，當然，不是作為官樣文章空空地規定一下海市蜃樓的資金援助，而是投射為一 個國內進程，樹立人們的意識、選民支持和戰略。
二、快速啟動俱樂部：我們只能更加依靠暫時的「俱樂部」來促發雄心勃勃的早期行動，而不是張羅著構建什麼包羅萬象的永久性機制，這些機制很快就會變成問題的一部分。通過這些由國家或私人行為體構成的「俱樂部」，我們吸取全球抗擊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的教訓，可以更好地完成在能效、太陽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以及避免森林破壞等關鍵領域的行動。一個「快速啟動基金」可以支持這些行動，使即刻行動能夠得到鼓勵、種子基金和重視，這應該成為哥本哈根會議的主要特徵，而非細枝末節。
三、全球性稅收：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未來十年碳市場有可能出現巨大的缺陷和分裂，因此我們確保早期而強大的碳價格信號的唯一希望就是強制實施碳關稅，至少是在 美國和歐洲實行。我們知道這將成為一個動搖全球體系的政治炸彈，但這個認知不會讓我懷疑它的功效，技術上的複雜性和管理上的挑戰也不會讓我動搖。如果把所有最不發達國家(LDCs)完全排除在外，並且把明確達到承諾以外進展的生產部門層面協議排除，公平和期望中的效率都可以得到實現。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肯尼士·阿羅曾經指出，有缺陷的均衡解 決方式還不如精心設計的不均衡方式有效。如果能夠達成一個帶有承諾和目標的有效全球協定，我肯定要第一個熱烈鼓掌。但這只是一個妄想，而且是一個很危險的 妄想。我的三個建議其實並不新鮮，甚至可能並不正確或者並非最重要的。但重要的一點是，21世紀的解決方案中，世間應該引導並生成規範 ，而非反過來。這在理論上是第二選擇，但實際上卻是達到我們必要目標的最佳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