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水供給必須跳脫傳統的思考。我個人常在研討會聽到這樣說：
「沒有水庫，我們沒有水可以用。水荒怎麼辦？」
「台灣雖有高年雨量，但是地形陡峭、水流湍急、下雨分配不均，因此，大部分的表面水都隨著河川流掉造成浪費，所以我們必須想辦法透過工程，把水攔截拿來用。」
「因為美濃水庫蓋不成，所以我們只好看看可不可以用其他的辦法？」
令人驚訝的是，這樣的思考往往來自大學的所謂專家學者與水利署官員，更何況是社會大眾。我們要知道水庫不是水的來源，水壩是建在一條河川或支流的一點上，去擷取該點以上集水區所會流到該點的地表逕流與河川水，存到水庫，並進而達成與地下水流入、流出的動態平衡。因此雨水進入森林，透過集水區的整體生態作用與水文循環，這樣整個過程才是水的來源。
水庫等於免於水荒？
必需釐清的是，水庫並不能保障我們可以免於水荒，擁有翡翠水庫的台北市在今年夏天仍舊缺水，就是最好的例子－沒有水的來源，就算有水庫也是沒用的。更何況水荒的造成，還包括民眾用水浪費、水庫淤積，減少水庫的蓄水量、上游森林集水區破壞以及老舊管線漏水等等的因素。
此外，地形陡峭、河川湍急、降雨不均是造就台灣生態的特色與自然的韻律。因為這樣我們有特殊的林相與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有沖刷平原來支持農業、有河口溼地來提供漁業生物的食物來源與棲息地，還有免費的自淨系統來處理都市的污水。
如果我們的水資源供水政策，沒有尊重到自然降雨的型態，與整體流域的集水區作用，決策者不了解到底我們用水的需求有多少，是不是有其他辦法來增加水的使用效率，並達成我們的需要？對環境的基本資料不能掌握，一昧地要把河川水留在傳統工程的蓄水池中，只會造成下游地區更多的環境資源破壞。
水壩與發展－新的決策架構
今年9月21-22日在高雄縣美濃鎮舉辦了「水壩與發展工作坊」，美濃愛鄉協進會邀請「世界水壩委員會」中的委員－Joji Carino，向民間水資源保育團體報告他們在2000年所出版的「水壩與發展－新的決策架構」。
「世界水壩發展委員會」是由各領域團體代表所組成，除了環境保育與原住民族的代表外，還包括世界最大的水壩建造商、政府官員及流域管理委員會。因此，他們的論述是經過全面性辯論後的整合性觀點，不是反水壩，而是強調任何水壩計劃都應該以不斷改造人類福祉作為其開發目的。委員會認同水壩在人類的發展中在水力發電、灌溉、供水、和調節洪水上有卓越的貢獻，但在很多情況下，為了確保從水壩所帶來的利益與福祉，卻必須要付出令人無法接受，但卻可以避免的代價。付出這樣代價的，往往是窮人與弱勢族群，違反公平正義的原則。
不公平的利益分配
水壩也涉及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因此，在比較政策、經濟、技術與社會各面向後所提出的替代方案，有愈來愈多對水壩計劃產生疑問。為解答這樣的疑問，委員會在1998年設定7個流域指標，研究全世界1,000個水壩，並選定150個水壩作深入的個案研究，就經濟、環境、財務與社會各層面進行調查，並透過地方公聽會了解受影響居民、政府與水壩開發管理的想法。
調查報告發現，水壩除了發電的績效較佳，其他在供水、灌溉與洪水調節的績效並沒有達到預期目標，且有一半以上必需依賴財務補貼來經營。尤其，水壩壽命比預期短少很多；壩址原本的居民被遷徙後，生活過得更加窮困；水壩對下游生態環境的影響所造成的利益損失更是巨大。
審慎考慮水壩的必要性
委員會建議，在決策過程中就要審慎考慮水壩計劃的必要性，了解水壩的安全與對生態的影響，並尋找是否有更有效率的方法來替代，對於水壩建設者必須要求有健全的財務狀況，對受影響的居民要有法律上的保障。
而所謂的替代方案不是只有技術面，目前各國政府傾向增進舊水壩營運績效、推行流域管理、制定整合性水資源政策、採行有效的水權移轉、增進農業灌溉與工業用水用電效率，並執行都市節水與省能計劃。除了採用多重價值評估方法以評估各替代方案的效益與風險，也要讓利害團體先了解自己的權利在哪裡，透過合法的程序步驟不斷來回運作，才能建立成功的協商參與機制，讓利害團體在決策形成過程中達成協議，找到最佳方案。
建立新的水資源決策架構
Joji Carino強調，衝突的產生，多是因為大家沒有遵照的程序運作，使評估方法成為純粹專家學者意見，環境影響評估成為備用且被用來粉飾既定的開發計劃，結果圖利投資者，使弱勢族群更弱勢。這樣的認知，正說明了反水壩運動在台灣的興起，其實是政府不尊重民意與法治所導致的。
Joji Carino隨後參加在9月27日由立委曹啟鴻與郭俊銘在新潮流辦公室所舉辦的公聽會上，與水利署代表進行討論。立委與民間團體一致要求政府水利與環境單位能像其他國家一樣把「水壩與發展」報告，當作重要的參考文獻，建立新的決策架構，重新檢討台灣的水壩與水政策。台灣需要能跳脫傳統想法、具企圖心且願意改變的公務員。 (2002-0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