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發堂的問題，有如我們社會老是被踩到的一個「痛腳」。有龍發堂存在，便不時地會提醒我們，社會有上萬精神病患，至今仍無力照顧，精神科醫師不足、設備不足、經費拿不出來。
一個外匯存底日日增加的社會，卻拿不出2，3億來解決精神病患的問題，是很難教人相信的事。
龍發堂收容精神病患的故事，就是在這個社會老是遺忘問題，有錢卻拿不出來的長期延擱下，自己製造出來的「現代啟示錄」。
這次龍發堂辦四天三夜精神病患旅遊活動，讓我們社會再度看到，自己最不美好的一面。如果我們共同經營的是一個有擔待，並能正視問題，早謀解決的社會，又怎麼會讓龍發堂來操心精神病患的收容問題？
精神科醫師對龍發堂的收容方式不能同意，是正常的反應；而龍發堂對待精神病患的方式，事實上，也有待商榷。
看到龍發堂精神病患大舉出遊，自不應過度推理，這些精神病患病情，已出龍發堂的「治療」而改善；但相對的，也不應全面否決龍發堂出家人緊隨看護病患的「苦勞」效果。
許多人看龍發堂旅遊團安返路竹之後，心頭鬆一口氣，原因不是慶幸沒出事；而是短期內「龍發堂」這三個字不會再出現在報紙的頭條新聞上。在1年多前龍發堂事件初發時，衛生主管單位曾表明態度：「不阻止也不鼓勵龍發堂的行為。」這個態度除了表示，不解決龍發堂問題外，也暴露了這個社會最冷酷的一面──不解決精神病患問題──至少此時此地所有的作為，是這麼回事的。
大家心裏應明白，龍發堂與精神病患問題並不會因報紙不報導，就自動消失。仔細思考這個邏輯後，便可明白，只要不拿辦法出來解決，「龍發堂」三字便會成為一個讓整個社會不時感到痛楚的「制約符號」。每出現一次，社會便要痛一次。
如今解決問題唯一途徑是為龍發堂的「社會服務」尋找定位。讓這個社會團體的心力有適當表達關懷的空間，其實並非辦不到的事。精神醫學治療的體系中，病人在醫院接受治療結束出院後，在回歸社會之前，本來就應存在一個庇護所，一個讓康復病人培養再度進入社會的信心的「緩衝月臺」。龍發堂應是具備這種庇護所的條件的。
再來剩下的問題是，在龍發堂與現代精神醫學之間，究竟誰應採取主動？一個真心關懷自己的社會，知識份子應有責任也應有雅量，主動去搭架這個橋引。
嘗試解決龍發堂的問題，將是測度我們社會全體智、仁、勇「溫度」的一次寶貴機會。
原載民國75年2月19日聯合報第5版
※ 本文轉載自《另一個公害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