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想一個住在工業國家的城市或市郊的典型公民，在一個平常的星期六早晨的瑣事。讓我們叫他李先生吧！一早，李先生因為定時收音機的響起而起床，然後沖個澡，戴上他的隱形眼鏡，並且穿上一套田徑服和運動鞋。在廚房，李先生吞服了一些抗組織胺的藥物治療他的頭痛並且狼吞虎嚥地吃了一碗麥片，然後刷了牙，並匆忙地穿上了一件尼龍風衣，在清晨的毛毛細雨中前往商店。他可開汽車或者搭電車。今天，他選擇開車。他首先來到他最喜愛的音樂商店。他停好車，打開他的傘，並且匆忙地進入。在裡面，他瀏覽片刻並且選擇了一些CD，並用信用卡買了下來。然後他沿著街來到另一家體育商店（中途在一家麵包店前停下來買了個酥皮糕點），買了新的網球拍和網球罐當做李太太的生日禮物。回家的路上，李先生來到一家照相機店，買了一台新的數位相機，也是給他太太的，另外也為他們的攝影機買了卷空白錄影帶。然後他打手機給李太太，看看他們是否需要從藥局買一些東西；她要他買一些護手乳和她最喜歡的口紅。
稍微調整一下，像上述的生活插曲可以適用於新加坡、柏林、紐約或工業國家的任何其他地方的數千百萬人的生活中。但想想看，如果石油從生活圖像中消失的話，會變成什麼樣？
首先，汽車與毫無限制的都市蔓延都是廉價石油的產物，因此在石油消失後，可能就不會那麼普遍。但即使有好的一面，我們的故事仍將有巨大的改變。在人類歷史中這個獨特的「能源消耗的文化」裡，幾十億人口的健康、福利、繁榮和前景，也就是人們及其國家的安全，直接受到石油的價格與可得性的影響；石油可以說已經成為最重要的策略性商品。
石油與全球經濟安全
對石油的依賴度代表著經濟的脆弱性。石油價格暴漲會引發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對個人收入和就業也會有實質的影響。比如，對石油高度依賴的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0次經濟衰退中，有9次是在油價上漲後。石油輸入國和輸出國的關係，猶如吸毒者和販毒者般，兩者需相輔相成，不能沒有另外一方。這種上癮的論調是常見的，但並非是誇大不實。
石油輸出國家，以他們自己的經濟模式而言，也是一樣地倚賴石油。許多石油輸出國極為倚賴持續不斷的石油收入，因為他們未能以過去的石油出口收入來使他們的經濟體多元化。
休斯頓的一位石油產業投資銀行家馬修‧西蒙斯（Matthew Simmons），在研讀了沙烏地的國營石油公司的專家們所發表的技術論文後，認為他們所誇大的世界級油田正陷入危機。沙烏地官方龐大的石油蘊藏量數字（宣稱占世界總量的40％）在1980年代期間突然大幅提高，業界普遍認為這個舉動是沙烏地阿拉伯為了提高其在OPEC的生產配額比率所採用的一種手段。西蒙斯發現即使到今日，仍舊只有6個超過30年的老油田，生產了沙烏地幾乎全部的石油。這些沙烏地的論文建議藉由泵送大量的海水灌入油田來維持石油的高產量。西蒙斯說：「他們正有效地掃除油層直到那些容易開採的石油抽完為止，而沒有任何其他行動」。西蒙斯相信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產量會在10年內開始下降，而絕不是如國際能源總署所假設的會提高2倍。
在48個最大的產油國中，有33個國家的石油產量已達到高峰或已開始下滑，包括了OPEC 11個成員國中的6個。
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石油都太重要了，是以不可能交由市場自行運作。它總是激起各國對國際關係採用「現實政治」的手段：即冷靜的甚至是無情的策略以確保石油來源。早在1946年，美國經濟學家赫伯特‧費思（Herbert Feis）便主張：「美國必須實際掌控適量的以及有恰當地理位置的供應來源，或者至少確保獲取管道。」這露骨的語言表示著其不惜使用武力的意願。而這意願於1950年代首度展現，那時期的杜魯門總統與艾森豪總統（Dwight Eisenhower）曾明確地向沙烏地國王伊本‧紹德保證，美國承諾會採取行動抵抗對沙烏地政權的威脅。
最近一次與石油相關的公民安全威脅就是恐怖主義。這個故事最廣為人知的部分，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擊後浮現。大多數的劫機客是沙烏地阿拉伯公民，這是美國和沙國於1980年代利用回教激進份子在阿富汗擊敗蘇聯所遺留下的一個意想不到的禍害。這項部分由美國中情局和沙國王室所提供的支援，培養出數以萬計的回教激進份子，包括賓拉登，而開打恐怖組織也是由這批人中吸收成員。沙國的貢獻包括捐助一個由慈善團體組成的網絡，使其得以建立數以千計的清真寺和學校，而這些學校及清真寺是依照瓦哈比教派（Wahhabism）的教義來運作，而瓦哈比教派是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派。此外，沙國也提供了準軍事訓練及恐怖份子的招募運作隨著蘇聯退出阿富汗，美軍駐紮在沙國及中東其他地區的人數在1991年波灣戰爭後成長，因而刺激了回教激進份子，使他們針對美國利益採取了一連串的攻擊，其中包括了肯亞及坦尚尼亞大使館爆炸案、美國科爾號（USS Cole）軍艦受炸彈攻擊事件、以及世界貿易中心的911恐怖攻擊事件。這些年來，沙國對這些慈善團體的援助達到700億美元左右，而沙國的收入最主要來自石油的生產。因此這些錢事實上讓購買油品的西方消費者成了恐怖行動攻擊自己的共犯。工業國家（尤其是美國）對石油的依賴，除了以上述的軍事冒險主義、與獨裁政權的結盟、資源的衝突等方式展現外，也造成了地緣政治風險與道德譴責的沉重負擔。
石油與氣候安全
在2004年的白宮報告中，有50頁提及氣候變遷。用心的讀者會發現這段聲明：「比較由實際觀察和模型模擬兩者所得的指標趨勢，顯示北美自1950年到1999年間的氣溫改變，並不可能只是因為自然的氣候變化。」從這個保守的句子看來，美國政府官員終於贊成有關氣候變遷的全球共識：地球正在暖化，而森林砍伐和化石燃料（油、煤和天然氣）的燃燒等人為活動，是主要的原因。而單是石油就佔了2/5以上的二氧化碳總排放量，而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人類產生的溫室氣體。
隨著二氧化碳的增加和地球的暖化，其所帶來的效應將帶來更嚴重及頻繁的風災、水災及旱災；更頻繁及更久的熱浪；瘧疾和登革熱等疾病的散佈；海水酸化、珊瑚白化以及海平面的上升。這些效應將會進一步加重地球的負擔，而根據某些估計，地球的負擔已經快達到了極限。許多既存的安全威脅將隨著氣候變遷的影響而擴大，而其影響層面包括了區域供水、農業生產力、人類及生態健康、基礎建設、資金流動與經濟、以及人民遷移的型態。而對於必需資源的未來可取得性所產生的不確定感，則只會升高這些威脅。
氣候變遷事實上已比恐怖主義奪走了更多的生命。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與倫敦衛生及熱帶醫學學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所做的一項研究指出，每年大約有16萬人死於與氣候變遷有關的惡果，如瘧疾和營養不良。由於石油對這些傷亡人數有著顯著的「貢獻」，因此切斷對石油的依賴將能增強全球安全。
分岔路
為了全球經濟安全，為了國家安全與個人安全，以及為了世界氣候系統的穩定，結束我們對石油的依賴是必要的。但這可能嗎？是的，可能！答案就是那麼簡單。關鍵問題是：我們有多少的時間？將會有什麼樣的轉變？
改變的行動必須盡我們所能越快越好。但需要多少時間才是合理的則隨著不同的情境評估而異：1995年殼牌石油公司的情境評估建議再生能源到2050年時，可提供世界所需能源的一半；而一項由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所做的研究則認為，如果大家共同努力，到2100年時將有可能發展出幾乎完全使用再生能源的系統，甚至可以允許能源使用的穩定成長。
至於我們會有什麼樣的轉變，將視每個人所做的選擇而定，尤其是政府。只有政府能創造一個有誘因的投資環境來鼓勵必要的投資。因此有遠見的政府所做的選擇，會增加轉變至新能源時代的成功機會，而這新能源時代將能釋放現有體制的重大壓力，同時不致有過度的經濟或社會崩解。不好的選擇，包括「一切照舊」（business as usual），則很可能會導致現今能源體制在經濟、公眾、與氣候上的創口愈來愈惡化的時代。
全世界在再生能源的投資總額於2003年時超過200億美元，且該市場可能在幾年內就可以達到每年850億美元。
運輸可能是能源轉變最具挑戰的部門，因為那些機械和基礎設施幾乎都是為了能源密集和易操作的、來自石油的液態燃料而設計。然而，如乙醇與生質柴油等生質燃料，已證明是技術可行且在經濟上是可以跟汽油和柴油競爭的。據研究指出，從生物纖維（植物殘餘和廢棄物）取得的乙醇，在每公噸50美元的原料價格下，可以取代大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美國汽油需求。
如果再生能源技術如此有吸引力，為什麼我們不由這些技術獲取更多的能源？儘管再生能源最近的成長驚人，但是迄今再生能源在能源市場上所佔有的比例仍然很小。然而，原因和技術沒什麼關係，而是和法規與政治環境有關。大多數的社會，包括美國，早就和不可再生的燃料及大型集中式的發電設施（火力和核能電廠，大型水力發電的水壩）結合，並且過去這些年來一直以大量補貼來支持這些燃料與發電廠。
我們知道怎麼做，也知道這必須很快去做好；但是否政府和一般民眾能夠發願去做？有很多跡象顯示這是有希望的，例如歐洲的再生能源法案。而在2004年，中國也發誓至2010年時將有10％的電力是產生自「新」再生能源（即不包括像三峽工程那樣的大型水力發電的水壩）。
以所有的努力來轉變這個以石油為主的全球能源體制，目前已相當急迫。石油曾經是文明的命脈，但現在卻是束縛。我們已經來到一個分叉路口。其中一條路通往的未來，是這個世界在還沒準備好之前，發生了主要能源用完的災難性後果，而造成一個在經濟上不穩定、更熱、且更危險的星球。另一路則將引導我們在危機造成恐慌之前遠離石油，並朝向一個有豐富、清潔、以及穩定能源的世界，且這能源將可讓世界上更多的人使用。換句話說，失去石油或者遠離石油，端看我們的選擇。
※ 本文摘自《2005世界現況》(State of the World 2005: Redefining Global Security)，看守台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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