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良：禁用魚槍無助於海洋公民社會的形成

漁業署在2017年3月14日預告了「魚槍採捕水產動物禁漁區管制措施」，該措施明訂除了原住民族在原住民族地區基於傳統文化與祭儀等自用，或學術研究目的之外，在12海浬內禁止使用魚槍（含魚叉）採捕水產動物。

這項管制措施草案，對於保育礁岩生態立意良善，但是在管理的層次與目標上，毫無邏輯且方向錯誤，關於這點，已有研究珊瑚礁魚類的東海大學溫國彰教授專文指出該草案如何凸顯了海洋鎖國的思維。暫且先不論魚槍被列在槍砲彈藥刀械管理相關法律中的荒謬性，筆者認為該管制措施，一方面對於海洋資源的保育將導致無效的結果，另一方面亦激起治理機關與海洋漁獵社群之間的對抗，以及執法機關的無力管制，造成環境生態、治理機關、民眾以及執法機關全輸的結果。這樣的發展，實無助於台灣近海礁岩生態資源的保育以及追求成為一個海洋國家的理想。

筆者認為有效的近岸海洋生態保育應在傳統環境（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簡稱TEK）的基礎上，建立社區為單位的自然資源管理機制（Communities-Based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簡稱CBNRM），發展海洋公民社會，使民、官、學界共同參與在近岸海洋的生態保育上才有成功的機會。

下文中，筆者即以達悟族、海岸地區阿美族水下射魚與保育有關的海洋TEK，以及夏威夷的例子來討論海洋公民社會的建構與近岸礁岩生態保育的管理。

用身體實踐保育 傳統的TEK知識體系

傳統環境（生態）知識具有在地適應與演化的地方特性，也不同於普遍性與世界性的知識體系。[1] 換言之，TEK即是在地社群長期與環境（生態）互動下所產生的知識體系，透過儀式、社會互動與組織、以及日常的實踐來連結所在的環境與生態。蘭嶼的達悟族人發展出飛魚季期間不得潛水射魚的禁忌，其實就是達悟族人海洋生態環境的傳統知識再現，且其對於各種魚類的社會性區分，亦與達悟族人的文化緊密相連。

從這樣的傳統海洋知識體系出發，達悟族人近年來對於一些於禁忌期進入其海域進行潛水漁獵，或者大量捕撈海產的外來者展現其強烈的自主性，藉此保護蘭嶼的海洋生態資源，這即是傳統環境（生態）智慧的自主性展現。

此外，以海岸區域阿美族而言，水下射魚亦與其社會文化有著緊密的關聯性。例如年度性的海祭與其祖靈信仰密不可分，日常婚喪喜慶結束之後的漁撈祭（Pakelang），潛水射魚亦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文化行為，對於處理部落公共事務的年齡組織而言，潛水射魚亦是年齡階層彼此默契的重要訓練。

一般說來，阿美族潛水射魚者不打海龜，因有與雨水有關的禁忌。又例如都蘭部落海域亦有一個海上礁岩，以過去因貪心漁獲導致溺死的人名來命名，作為文化上提醒漁獵不可貪心的社會機制。此外，阿美族潛水射魚者的日常實踐，透過身體與海的密切互動，阿美族對於近岸海洋環境生態的變化與感知有著極為細微的觀察與知識系統，且對於海洋資源的保護意識亦相當的高。

再以都蘭部落為例，當地阿美族打魚族人即已多次討論要如何在阿美族的傳統海洋知識前提下，自主性的保護海洋資源，並開始與東管處合作進行都蘭鼻海域的巡護工作，此間亦曾經多次與嘗試在都蘭灣區域內進行毒龍蝦的破壞者發生過衝突。

以上兩個台灣原住民族所展現的傳統海洋智慧都直接或間接地發展出與保育海洋資源有關社會與文化傳統與實踐，其關鍵在於透過打魚人親身與海相處的緊密關係，以身體的實踐來形成社會與文化的傳統再現海洋知識系統，並具體實踐在海洋資源的保育傳統上。

夏威夷萬人潛水打魚 源自「諮詢自然」慣習

然而，透過身體的實踐發展海洋傳統環境（生態）知識並非原住民族打魚者的專利。

台灣目前的潛水打魚人口其實相較於幾個潛水射魚活動發達的國家來得少很多，因其有一定的危險性與進入技術的門檻。台灣的打魚人口雖然不多，但是亦與原住民族一樣，大部分的潛水打魚者也是長期透過身體與海的互動，對於自己常去的海域有著比一般人甚至是科學界還要細緻的環境與生態知識，這些都是可以作為保育海洋生態的知識基礎。

以夏威夷為例，該地區的潛水打魚人口初估超過1萬人以上，[2] 近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夏威夷人的傳統海洋生態智慧對於當代夏威夷的近岸海洋管理上，有著相當重要的關聯性。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夏威夷摩洛凱島上進行的研究顯示，[3] 當地社群文化中對於海洋資源的永續利用與管理長久以來即有「諮詢自然」 （consult nature）的慣習，當地人與海洋長期的互動下所產生的傳統環境知識、信仰與社群的價值觀，形成了一套近岸海域使用的規範，在當代的情境中，由長期學習傳統知識的人來組織社區進行近岸海域的管理與知識的傳承與教學，該案例並影響夏威夷群島多個其他社區，將夏威夷人的海洋智慧與管理方式納入學校教育之中。

因此，在夏威夷群島中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聚焦如何運用在地社群的海洋環境智慧在當代情境下的永續性海洋資源與海岸管理的實踐上。[4] 在官方方面，美國大氣與海洋總署（NOAA）亦針對夏威夷的潛水打魚社群進行調查研究，[5] 指出潛水打魚在夏威夷社會與文化的重要性，且打魚社群共同關心的話題除了休閒漁業的執照問題之外，最關心的就是海洋環境受到觀光發展的影響以及海洋資源是否能永續利用的問題。因此，夏威夷水產資源署根據各地不同的狀況以及與包含潛水打魚社群在內的休閒漁法公民團體密切合作，長期對話並合作監控海洋的生態資源，進而訂定夏威夷捕魚規則（Hawai'i Fishing Regulations）就是一個值得參考的管理措施。

該規則並不針對特定魚法進行個別亂槍打鳥的管制，而是一個統整性的夏威夷捕魚的規範。該規則包含：

1. 夏威夷海洋生物列表，並具體說明各品種的夏威夷語名稱、可採捕季節、可採捕最小的尺寸與數量。
2. 教導民眾如何區辨各品種的性別。
3. 各品種魚類的學名。
4. 夏威夷群島各區域的個別採捕規定（含部分特定保育區）。
5. 漁具的規定，包含使用哪一種網具為合法，哪一種網具在那些地區為不合法，釣魚活動的漁具限制。魚槍的使用基本上以符合各地區或保育類以及相關季節、尺寸與數量等規定即可。
6. 針對某些特定季節或魚種的特別條款與執照的申請。
7. 商業捕魚行為規範。
8. 鯊魚與魟魚條款。
9. 集魚器規範。
10. 違規通報。

捕魚規則會不定期的更新，除在網路上發布之外，亦會提供紙本規範給各漁具店供客人索取。

親海不限年紀 12~80歲的潛水打魚文化

筆者曾在夏威夷針對潛水打魚進行短期初步的田野調查，該地區潛水打魚者眾，除了臉書社群外，亦有類似公民團體的打魚俱樂部，持續與政府合作監控海洋生態與新生物知識的內部宣導，甚至還發展出有的俱樂部帶領觀光客進行訓練基礎潛水打魚的觀光產業。筆者也曾經在不同的海岸邊，遇到各式各樣的潛水打魚者，其中最年輕的是12歲的少年，只要假日水況好，即在父母與哥哥的監督下進行潛水打魚的訓練。

筆者也曾經訪談夏威夷的自由潛水與打魚傳奇人物，現年80多歲的Sony Tanabe，他除了持續推廣自由潛水與打魚之外，也透過出版與參與公民活動來喚起公眾對於海洋資源保育的議題。[6] 顯見一個海洋文化成熟的地方，一點兒也不計較魚槍是否管制的問題，重點反而是從小培養親海的能力，並建立一個海洋的公民社會，讓親身透過身體與海洋互動的人民與官方以及學術機構密切的合作，建立一個以社區為基礎的自然資源管理模式，才是一個針對海洋生態的良善治理模式。

若全面禁漁槍 海洋公民社會將全盤皆輸

就達悟族或阿美族的潛水打魚傳統而言，其實是在地社群透過潛水打魚活動長期與海洋發生互動所產生的傳統環境（生態）知識，並透過社會與文化的機制將該知識再現在社群的社會與文化的傳統上，並且對社群內部產生集體的約束力。

在夏威夷的例子中，我們也見到官方與學術界如何透過與各地包含潛水打魚等的休閒漁獵社群進行合作，將各區域的傳統環境（生態）知識與當代的科學知識結合，進行海洋近岸資源的管理。

基於傳統環境（生態）知識的管理，過去的研究都指出要以社區為單位的自然資源管理機制（CBNRM）才有成功的可能，必須加入包含地方知識實踐者、人類學工作者、環境、生物科學領域研究者、環境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等共同合作才有可行性。[7] 同時，以社區為單位的自然資源管理機制的要件包含了：（一）以地方人群（local population）的利益為先之參與；（二）地方社區（local community）對地方生態的傳統知識得以整合入管理機制中；（三）連結環境的破壞與社會不平等的問題，期望以社區為單位的自然資源管理作為介入的機制，而NGO團體亦能藉此為歷史上被邊緣化的群體帶入社會正義的議題。[8]

因此，就漁業署此次預告的「魚槍採捕水產動物禁漁區管制措施」而言，全面禁止魚槍的使用，一方面與一般認知中商業大量捕撈與違法使用拖網或流刺網等漁法才是近岸海洋生態的元兇之一的見解有邏輯上的謬誤之處；另一方面也無助於礁岩生態的保育與管理，且又進一步造成生態、治理機構、休閒漁獵社群以及執法機關全盤皆輸的局面。依照目前的管制措施草案，雖然原住民族在原住民族地區可以依照傳統文化或祭儀的自用行為持續實踐潛水射魚的傳統，卻也造成遷移至非原住民族地區的原住民族在海洋文化上的斷裂。

近岸海洋礁岩生態的保育的確相當重要，但是應該建立在社區或地方傳統環境（生態）知識的自然資源管理基礎上，朝向海洋公民社會的方向發展，而非僅簡單地進行全面的禁止。因此，台灣社會其實一方面可以向達悟族與阿美族等具有海洋傳統環境（生態）知識的文化學習，另一方面也可以參照以海洋文化為基礎的國家或地區，建構屬於台灣自己的海洋文化傳統。

參考資料

• [1] Ellen, Roy and Holly Harris.(2000) Introduction. In 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Critical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Roy Ellen, Peter Parkes, Alan Bicker eds. Pp. 1-33. Singapore: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 [2] 夏威夷的潛水打魚人口判斷依據來自臉書社群Hawaii spearfishing & free diving（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HSFGroup/?fref=nf）的成員估計。
• [3] Poepoe, Kelson K., Paul K. Bartram, and Alan M. Friedlander (2007). The Use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in the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of a Hawaiian Community’s Marine Resources. In Fishers' Knowledge in Fisheries Science and Management, Nigel Haggan, Barbara Neis and IanG.Baird eds,. Pp.90-111. UNESCO.
• [4] 例如：Wiener, C. S., Manset, G., & Lemus, J. D. (2015). Ocean Use in Hawaii as a Predictor of Marine Conservation Interests, Beliefs, and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n Expl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and Science 6(4): 1-12.
• [5] Stoffle, Bent W. and Stewart D. Allen (2012). The Socialcultural Importance of Spearfishing in Hawai'i. NOAA Technical Memorandum NMFS-PIFSC-31.
• [6] Sony Tanabe是夏威夷地區的自由潛水與打魚傳奇人物，他曾經是美國奧運游泳選手，他出版了Spearfishing on the Island of Hawai'i. Honolulu, Hi: Editions Limited. (2007)　與The Evolution of Free Diving and History of Spearfishing in Hawai'i. Honolulu, Hi: Fluid Media Publishing LLC.(2011)　兩本書，詳盡描述了夏威夷的自由潛水與打魚歷史，同時亦推廣永續的打魚並呼籲打魚者加入保育海洋資源的公民行動當中。
• [7] Govan, H., Aalbersberg, W., Tawake, A., and Parks, J. (2008). Locally-Managed Marine Areas: A Guide for Practitioners. The Locally-Managed Marine Area Network.
• [8] Brosius, J. Peter, Anna L. Tsing, and Charles Zerner, eds. (2005). Communities and Conservation: Histories and Politics of 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 Friedlander, A. M., Shackeroff, J. M., & Kittinger, J. N. (2013). Customary marine resource knowledge and use in contemporary Hawai ‘i. Pacific Science, 67(3), 441-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