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不必忠誠──綠色純度與深度的標尺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反對,不必忠誠──綠色純度與深度的標尺

建立於 1987/12/01
作者:楊憲宏

台灣地區嚴格說來,並無真正的環境運動者,因此,所謂專業倫理,就無從要求起。而那些「兼業」的環境運動者中,許多人還在傍徨,他們隨時可以從環境運動中自我退潮,對這類人物很難有任何的期望。這是開始討論這個題目之前,必須先說明的。

因此,不如把題目轉移座標到目前的工作與環境運動有關的人,但他們卻未必自知是環境運動一環的人物。討論這些人物以及與他們有關的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將來的環境運動者可能遭遇的困局。在這個日益沉淪的環境結構下,那些有志於環境運動者,他們的救贖希望又在哪裡?


環境運動的本質是人道主義,是一種最大包容可能的人道主義。環境運動所主張的基調,可以說都是源本於認定:反對、對抗是人類之「必須的信仰」;而環境運動的基本假設是,任何權力的掌握者,都是環境的破壞者。國家機器、文化霸權、執政者、官僚體系,他們的視野中不會有環境生態的關懷,他們會在政令宣傳中一再昭告如何如何的關心環境,如何如何有誠意,但永遠不曾誠實地在面對他們「誠意」的包裝下不斷製造出來的公害問題。

環境運動的基本概念是:否定權力掌握者有反公害自主性。因為公害的製造者,環境的破壞者,經常是那些支持掌權者「登基」的人,這些支持者是要掌權者分贓的,這種政治分贓的共犯結構,使執政者永遠與環境保護絕緣。

在這種霸權透視的眼界下,環境是一個弱者。也因為是弱者,才需要運動。而運動的對象是掌權者,方向是反對、對抗──讓掌權者沒有逃避的空間;讓掌權者從公害製造者的共犯結構中,透過反公害的執法劃清界線。這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政治工程」。因為,反公害的執法,可能造成的效果,或許並不是共犯結構的解組,而是更深的勾連,更多祕密的互通,更多賄賂的機會,更複雜的交互關係。

環境運動者在此一思考結構下,幾乎可以定義在「永遠的反對者」的位階上。在民主政體下,環境運動的反對精神是遠高於反對黨的。這個特質是參與環境運動的人經常忽略的。有很多人以為環境運動不具任何政治意義,其實是被目前政治上所流行「反對黨政治」的價值判斷的指標迷惑。台灣在國民黨一黨獨大與黨外人士多年的「制衡」理論的沖刷下,政治內涵形成了只有國民黨與反國民黨的二分結構。除了兩派意見外,很少有第三種聲音的可能。

所謂反對黨政治,在某些時候,是「對抗國民黨」,有時候則成了「忠誠反對黨」。有妥協、有讓步。環境運動則是清一色的反叛到底,不曾出現任何「忠誠」的時候。因為環境運動的目標十分明確,因為環境運動所追求的並不是社會資源、利益的重新分配,一如反對黨一般,而是根本否定既得利益與執政者有使用資源的能力,並從資源有限以及不確定的未來的哲學觀,凍結使用資源的可能。

環境運動可能無法在短期內迫使掌權者停止公害的進展。但就長期而言,他們的對抗,定會促成掌權者體系內部的質變。執政者從汙染惡鬼一變而成了環保天使。這些效果經常是動機於掌權者內部「工具理性」升高,也可能是藉之以為內外政爭的武器。這種「假性環保天使」的幻象,雖然不會持久,但已足夠讓那些對執政者或政治改革者心存幻想的弱質環境運動者,以為黑暗終於過去,而被吸納入體系中。這種情況對環境運動的傷害極大,但也就此可探出綠的純度與深度的標尺。


過去幾年中,台灣的環境運動的進展,就在這樣的綠色純度與深度的檢驗下,不停的查驗出參與關懷環境運動的人,是有怎樣的光譜分布,能夠合乎「專業倫理」要求的人,屈指可數。相當多數人落在弱質者甚至是惡質者的地帶。

迫掌權者向人道主義低頭,而不只是在「政治上皮」覆蓋一層綠色薄膜,這是環境運動者列為「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不可能的夢想。

在這個不可能的夢想的遙遠起點,環境工作者在成為運動者之前,毫無疑問,必須通過反對者信仰的試煉。

去年一名美國籍的學者來台灣,他的研究工作與跨國工業公司的公害問題有直接關係。因研究的需要,他也取得跨國公司的特別許可,進入這些公司的機密地區,從事調查工作,甚至與跨國公司的決策者有過錄音交談。在交談的過程中,他發現,這些大國企業的負責人,對於公害防治基本上的態度是:能不做就不做,認為所有的公害問題,都可以用金錢來處理。他的意思包括,跨國企業認為連政府都是可以用錢買通的,所要考慮的只是買的方法的問題及程序的簡繁。

他告訴我的目的有二:一、他想知道,這種失人性的經濟工業問題,是否也發生在歷史上曾有「無為而治」、「天人合一」思想的中國社會;二、他想問從事調查報導記者的我,對他有什麼建議,他是否應該將他手上的錄音帶公諸於世。他在做研究之初,與那些公司有過協議,錄音內容不得公開。但他覺得,這種協議,讓他感到不安,一種源於人道主義,不願站在惡魔一方的不安。

在追查台灣農藥殘毒問題的過程中,一名因工作而與台灣農藥使用狀況有關的人,與我通過電話,他指控了許多不可思議的情節,包括官商勾結。他願意說的原因是,他覺得對的事,就應該做。可是他堅持,不能給他惹麻煩。意思是他只願做永遠的祕密證人。

幾年前,調查一件重大的環境破壞問題時,一名採訪對象手中保留了許多決策過程「閱後即毀」的密件,這些密件透露了這件環境破壞問題,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特權運作如何影響的內幕。採訪過程中,他一再表示,如不保留這些密件,就無由證明。環境一旦遭遇大難:責任追究從何下手。他保留密件的目的在,有朝一日,此事被揭發,需要物證時,他可以提供。至於為什麼不能主動出擊,他覺得自己「人微言輕」,無力對抗。

在調查味全嬰兒奶粉AGU鈣磷比例反轉致嬰兒「血鈣不足」案的過程中,初期的調查,許多有名望的醫師都沒有說實話,還幫著味全公司掩過。即使後來事件明朗化之後,這些該講話的醫師仍不願表示意見,原因是,他們「還要前途」。

取締公害的基層公務員,赴汙染工業的宴席。

杜邦鹿港案中,選舉後倒戈的地方官。

這一系列的人物,讓我們看到「反對者的信仰」實在是不容易的道德堅持。這些原來可能成為反對力量的人,放棄了他們的反對的權利,結果是縱容了掌權者的破壞力,造成今天台灣環境加速沉淪的苦果。但這種沉淪也刺激了台灣產生新的環境運動。


自力救濟者以愛鄉為出發,強調生存一旦受到公害立即的迫害,即形成強大的草根反叛力量,目前已有部分的自力救濟者開始從「保家」的小我,逐步學習擴大成「街上」大我的反對者角色。這個新興反對力量正在迅速的壯大中。他們的反對根於生存受到威脅,因此,沒有妥協的空間,而時間也毫無彈性的可能。他們的出現突出了台灣環境運動的高度緊張性。在鹿港反杜邦事件的過程中,台灣大學學生杜邦事件調查隊的成員就曾經說過,都市的知識分子應該反省,因為「人民已經走在他們的前面」。

這種全面的反彈,使得原來應屬社會前鋒的知識分子,很難再坐在台北的咖啡座上高談環境運動。在草根力量快速的形成堅定的反叛「鋼性」浪潮中,許多從前被當權者所用的所謂的環境關懷者「軟性」角色,很快的就被沖刷、擱淺上岸。

這也許可以算是一次「專業倫理」的大考。也可以說是,台灣民眾在找回環境的救贖之路前,一次必要的陣痛。中國人在過去數十個世紀,並沒有建立「反對」的價值觀。而「反對,不必忠誠」的最高道德意識,則在所謂民主化、政治革新戲台上被用理性的迷思布幔覆蓋。

綠色哲學應該是今天人類所有的政治概念中最直接的民主要求。而它的徹底反對精神為大部分人所忽略。當綠色哲學因為政者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而風起雲湧時,當權者當心了!

原載於1987年12月《當代》雜誌第20期

※ 本文轉載自《公害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