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台中高等法院宣判，苗栗大埔拆遷案，張藥房等4戶勝訴、內政部徵收違法。陪伴居民走過3、4年抗爭、訴訟歷程的關鍵人物之一，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31歲的李明芝律師。大埔案是明芝畢業後承辦的第一個案件。
跨出法律系 探求人的溫度
說話有點快、眼神鮮活的明芝說：「我是標準的『天龍國』小孩，完全沒想過會參與這樣的事件！」
18歲時，明芝考上台大政治系，並在大二開始雙修法律系。大三時，她和男友一起走進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當志工，透過讀書會與電影欣賞，認識人權議題。明芝開始發現法律訓練的不足：「實用歸實用，但就是工具、只告訴你遇到糾紛怎麼處理，但法條背後，蘊藏的社會運作、權力痕跡，卻少被討論。」
基於這股不適感，明芝跑去修社會系的課，因此得到不少思考上的啟發。一路摸索的過程中，李明芝發覺自己喜歡與「人」有關的議題：「那時候很多掙扎，不確定自己想當律師。我甚至想過要當社工，跑去修社工系的課！」當時的她仍努力考取律師，卻也慢慢走上和一般律師不同的路。
明芝在司改會的參與，讓她認識長年投入司法改革、元貞聯合事務所的高涌誠律師。該事務所有不少位律師，長年投入公益議題的訴訟工作。明芝將這些熱心公益的前輩視為典範，在心中打定主意：非元貞不進。
一腳踩進土地人權議題
2010年9月，大埔案毀田事件發生後不久，還在就讀法研所的明芝，如願進入元貞實習。當時，長年投入國內環保訴訟案件的詹順貴律師，正準備成立土地徵收條例修法小組，明芝也加入其中，一腳踩進土地人權議題，就出不來了。
「我進入元貞以後，時間幾乎都花在大埔案和土地徵收相關議題。」為了趕在同年11月，農民上凱道時，可以推出民間版本的《土地徵收條例修正草案》，明芝花了整整兩個月，全心投入，認識、熟悉這些學校沒教過的法條內容。
投入修法的同時，明芝協助大埔劃地還農的公文往來，確保賠償的落實，並擔任4戶居民的訴訟律師：隔年，明芝投入研考會的土徵改革研究計畫，透過查文獻、跑田野，推敲台灣土地徵收問題所在，並且跟隨詹順貴律師實踐「一方有難，八方來援」的精神，跑遍全台各地的徵收現場，對當地居民說明土地徵收的真正樣貌。往返事務所和田野之間，明芝累積了大量現場經驗，學術研究幫助她更快掌握制度問題，再將問題點寫進上訴理由狀，回饋到進行中的大埔案。
走進地方濃密的人情網
大埔案讓明芝走出天龍國看見濃密的人情風景：「大埔的鄉親善良又重情，我們每次去，他們什麼事都幫你準備好、把你當女兒照顧...在台北不會有這麼重的情感連結。」然而，地方緊密的鄰里關係，卻也給反對徵收戶帶來極大的壓力：「在這樣的地方，周遭的人覺得不該反對的時候，你反對，別人就覺得你是來亂的。」
2010年怪手毀田之後，居民聽到警車或大型機具進駐的聲音，就會嚇醒。張藥房被拆以後，對面的超商門口，總有不明人士往張藥房凝視；鄉親打電話和人相約，到了現場，常有不相干的人在場守候。徵收帶來的恐懼，不只是房子被拆，有形無形的監視，形成一張令人窒息的網。四戶當中，一位念高中的女孩，跟明芝說大學要念心理系：「因為她覺得大家壓力很大，需要心理醫生。」
一個徵收案，改變許多人的生命，成為一道道難以跨越的關卡。
明芝有感而發地說：「這樣的狀況或情感連結是都市人很難想像的。對台北人來說，拿一筆錢、搬家就好了，反正本來就跟土地沒什麼連結；但是你去了當地，才知道為什會說，我就是要守護家園，你不要來隨便拆我們的房子。這幾年我深深感受到這件事情。」
一紙判決 牽涉的是人生
協助居民捍衛居住權的過程，需要不斷調適自己的心理壓力：「人權案件不像商業案件，你面對的是很多人的人生。」現行制度如高牆，3、4年來，明芝做的，是漫長的敲磚工作。
去年，張藥房被強拆、張森文先生過世時，明芝和夥伴們都非常自責：「覺得自己是不是在法律訴訟的策略上少了什麼，可能是別人可以做到、但是我沒有想到的。以至於沒辦法幫他停止執行、導致房子被拆這樣的結果？那時候還有夥伴說，整個案子就只看高等法院怎麼判了。」這樣的期待，對明芝是極大的壓力：「過去的判例，對區段徵收違法的判決幾乎是零啊！」
在訴訟中，律師通常是代理人、旁觀者，必須和當事人保持距離。但在大埔案中，明芝發現，自己必須參與其中：「如果你不當一個參與者，很難改變事情。」過程中，律師負責提供法律專業，環保團體則進行活動串聯，引發社會關注。外圍的議題運作，也透過外圍的議題運作，影響封閉的法律體系：「張先生過世之後，法官就有跟我們聊到，收到很多人寫陳情書進來，跟他說張藥房不能拆什麼的…開庭的時候，法庭旁聽席都坐滿，還另外開了旁聽室。這些，法官不可能感受不到。」
勝訴當下，明芝並不特別開心，「因為覺得本來就應該要如此，只是覺得，終於對當事人有交代了。」她也坦承「要不要當律師」永遠都是她的人生疑問：「這牽涉到太多人的人生。」
回想這一路走來，好的、壞的，對明芝都難以磨滅。大埔案也影響了她的人生。7月，她和先生一起到當地拍婚紗，邀戰友們一起入鏡：「這些當事人對我來說已經不只是當事人了，在這個案子當中，我的確是以法律作為社會運動的工具。我關注的是反迫遷、居住人權的議題──『你沒有權力逼迫我做我不願意的事。』──這是我的核心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