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圈Me Too事件與我眼中的自然大學 兼談草根組織困境

以馮永鋒為中心式的組織

這回北京公益圈出現很多Metoo事件，其中有一位是我在北京尊敬的老領導──馮永鋒。他曾是傑出的環保記者，在「自然大學」裡面暱稱「校長」，自是代表自然大學團隊的支柱，我在台灣幾次分享的場合，都曾提到這位馮校長對我的關照與啟蒙。

我印象裡的自然大學是中國環保事業裡值得驕傲的一支野戰軍，一手寫文章、一手打議題、不時發動眾籌自我造血，就靠這兩三項本事走南闖北打下名號，這個組織性格與資源籌募幾乎全依照馮永鋒的意志打造，如今馮永鋒的人格信譽出現危機，除了他必須面對法律與道德的制裁外，整體機構的開展可能也得重新洗牌，但是我認為「自然大學」對中國本土環保事業開拓的道路並不能坍塌盡滅。

令人遺憾的是，2015年曾偕同調研的夥伴劉斌（化名），過去數度遭恐嚇圍毆、至今仍有數起訴訟纏身，他奮不顧身站出來舉報老領導馮校長。公益組織的內部舉報實在是令人何其難堪，劉斌是個刀子嘴豆腐心的人，頗能照顧別人，他站出來公開信舉報馮校長，一個是我敬佩他的道德勇氣；二是，我幾位曾經待過機構的老夥伴皆是震撼與痛惜。

馮永鋒的行事為人與爭議

2012年秋到2013年結束，我在北京待了一年兩個多月，印象中的馮校長做人豪氣干雲、幹環保事業頂天立地。私下，我約略知道馮校長也是個富有才華的騷客文人，可能是他性格風流倜黨也吸引不少女性粉絲。我也聽聞他曾經在酒後強抱或摟擁席間女性，曾經在某處因言行不檢差點被揍；2015年再訪南方中國環保友人，聽聞馮曾經為這類事情惹了麻煩，之後以和解收場。

我一直不確定這一類事情是馮校長多情、被人設計或是遭到污染企業跟地方政府設局報復，總之可以想像他是越來越肆無忌憚，畢竟這一次他是自己承認了，而且稱是喝酒誤事，但這種說法已經不為公益圈內所接受。

公益人站在倡議改革的位置，社會自會給予道德期待，壓力再大、再高的風險承受張力，都不是放縱自己、侵犯別人的理由，更何況那些人有的是信任你的部屬、夥伴，因為你的指示授意而一再以身犯險、因為她們把你視為一旦出事，可以信任的伙伴。

收到這一次的消息，我仔細回想的是，2012-2013年我仍在自然大學服務的時候，是否已經有機構內同仁遭受騷擾而不願說出，或為了忍讓保全而獨自承擔壓力，我是否在這種無形的氛圍裡面，成為了一個沉默者？

為此，我在今次事件爆發後，立即一一向當時的女性同事確認，夥伴給我的回饋是，摟摟抱抱勾肩搭背的套路是有，但是當時並無重大侵犯。

整體大環境的改變間接釀成失控

我的推論是，馮校長讓問題失控的直接原因，除了私領域飲酒過量之外，外部情境的惡化是一個沒有被看到的因素。「自然大學」從來不是一個立案組織，最初它是掛靠在北京水源保護基金會底下的一個項目名稱，機構另有註冊名號。然而在2014年開始，機構已經遭到北京市政府主管單位整改，對外也不再以自然大學為名稱。

2017以後，隨著境外法阻斷了一部分外部資金，其次整體公益行業的空間壓縮，機構的籌資壓力、工作難度一直增加，機構從扁平發展走向分立發展以規避風險，這些都在增加機構內部管理的困難度。財務上失去境外資金挹注，資金調度不及只好拆東牆補西牆，這是我推測財務問題如公開信指控的原因，挪用不同項目的資金，甚至挪用員工自籌的年終薪資。

人員的高度流動性，也讓機構無法傳承延續經驗，不斷的必須重新鍛鍊新人，馮可能在領導上備感壓力而迷失，最終走向無可挽回的錯誤。酒精不是藉口，壓力也不是藉口，在情緒負荷下誰都沒有權力去侵犯別人，人性的脆弱不是提供踐踏別人的理由。

劉斌對馮永鋒的指控非常嚴重，包括財務、傷害甚至意圖傷害恐嚇，對我而言都非常聳動。我與離職的老同事求證，一度推論各種可能，可惜事件已經成了羅生門，但是我期待這件事情不應該傷害到整體的行業發展，而應當視為一次行業變革的機遇。

首先，在這個階段盡量勿妄下定論，暫停對任一方道德譴責或選邊站。

馮校長也公開承認自己的過錯，在進一步的結論出現之前，我想還是需要一個機制公開來處理，我建議所有關注此事的朋友（包括台灣這邊的朋友）應該都期待盡早釐清真相，讓受害者在受到尊重與保護下提供真相，避免在傳播或臆測過程受到二次傷害；其次在真相尚未釐清之前，不應該也不必要立即對任一方進行道德譴責，也不宜以選邊站的方式，全然聽信任何一邊。

其次，我也期待中國的公益界能夠藉這一波接連而出事件認知中國公益領域發展的侷限，我試著整理出三個想法：

第一、草根組織仍必須健全機構內部民主

草根型態的組織，開始時幾乎依賴單一權威人士誕生的機構，在財務控管、權力運作、個人作風上都無法產生相對應的監督平衡機制，這是中國民間組織發展階段的必然過程。馮永鋒所屬的世代，這些中國第二代環保人士發起的組織，幾乎都把權力與資源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一旦出現風險也無法立即反映問題。

我曾經親眼見過自然大學機構內的權力運作，一旦一個機構只能存在一個權威人士，那麼這個機構的風險與侷限也就存在這個人身上。或許這次事件也預示了一個時代的終結，中國NGO機構必須走出倚賴單一權威人士的運作模式。

第二、個人行為不能否定評價公益組織存在價值

我必須強調，中國的公益領域發展得之不易，這個空間是由中國境內境外的民間團體NGO組織共同維持；性騷擾或犯罪個人的行為，不需要去否定整個行業的發展，也不能去，稱「貴圈真亂云云」對比知悉中國民間社會發展的歷程何其難得，廉價的批判實在太過輕薄膚淺。

比起很多國際組織在中國的開展，仍有許多對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銜接問題，相較之下，自然大學作為一個持續壯大的本土環保機構，而且相當務實的以現階段中國的社會處境來發展自己的工作方法，這是一個相當難能可貴的本土經驗。

第三、自然大學的品牌乃得自許多人的付出與貢獻

同樣的，自然大學這個品牌是經過許多人的努來才得到這樣的聲譽，自然大學雖然由馮永鋒創辦，卻也不只是一個人可以完成，還有許多傑出優秀的年輕人在其中奮戰不懈，有的人雖然已經離開、有的還在摸索成長，但是大家都很珍惜曾經在自然大學的共同情誼，這些人的奉獻跟犧牲才是成就自然大學的力量，而非光憑馮永鋒一人毀譽去斷定「自然大學」的價值。

事實上，自然大學是少見直接介入環境事件，直接行動進行干預的中國草根環保機構、透過傳播滾動各種社會資源進入案例當中協助當事人對抗污染企業與護航單位，在壓力極高的工作環境下磨練出許多傑出的夥伴，當然也有很多人在過程中被消耗而退出或轉戰其他跑道，但是在中國環保運動的道路上，自然大學確實帶來一股不同的氣象。

無論過去如何，自然大學那段時間的經歷、同事之間如戰友的情誼、公益圈內結交的朋友都讓我難忘，我也一直以曾經作為中國環境運動隊伍一員為榮，因此我認為這一波事件應該是藉此重新檢視民間機構發展困境的一次機遇，個人該負的責任仍是必須去面對與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