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優秀獵人所擁有的知識，絕不亞於我們社會中受過專業訓練的科學家；例如關於北極熊、海象、馴鹿……的行為、生態以及利用等，完全能以愛斯基摩人的傳統知識書寫成冊。」
李察‧尼爾生 (Richard Nelson) 在其名著「尋找失落的箭矢：獵人世界裡的物質與靈性生態學」中，曾生動地描述他在愛斯基摩人村落中，與獵人相處的種種經驗。
這個可貴的體認，在世界第一座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誕生時，還完全未被重視。當時為了維護足以與歐陸文化遺產相對應的「壯闊自然景觀」（型塑新大陸移民者對國家的認同）能夠完全免除人為的干擾，甚至強行遷移了印地安原住民；早期強調「無人公園」的管理模式，為後來許多國家，包括台灣所沿用。
這種排除式的管理模式，由於過度偏重野生動植物與自然景觀的保育，對於原來生活在國家公園範圍內的原住民「嚴加防範」──包括嚴禁傳統採集與狩獵、隔絕其對神山聖湖的崇拜等，因而不時引發衝突與對立。1970年代，國際原住民族開始爭取其原有的土地權，特別是在國家公園制度上扮演領導者的美國與加拿大，積極促使政府做出調整，以兼顧當地原住民權益與國家公園保育。1980年代開始，國際社會在保護區的經營管理，開始重視在地社群的參與並尋求鄰近社區的平衡發展。
傳統將「人」摒除於生態系外的經營理念，重新以「共生」為出發，代表著共同經營、共同承擔風險以及共同分享利益，同時原住民與動植物應被同等對待，和平共生。
保護區的經營管理，因此由早期單一化的中央集權隔離模式，逐漸發展成多元化、開放性，強調與在地連結的參與式經營模式──保護區的規劃要為當地居民規劃，將保護區融入地景環境與社經人文脈絡中，成為區域的一部份。
事實上，在地居民長期生活並融入當地生態環境，自然發展出資源取用、相關禁忌與傳統文化等生態智慧，其保育效益甚至優於現代化的經營管理。在「生物多樣性公約」中也強調，維持文化多樣性同時攸關生物多樣性的保育。
※ 本專欄與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合作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