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0公尺的排雲山莊旁，高爾盯著阿扁說出：「對抗氣候變遷是個道德問題。」而阿扁也含笑點頭，周圍的鎂光燈閃爍著。隔天斗大的墨字寫著：「總統表示對抗全球暖化，才是真正愛台灣。」對於這般美好畫面的幻想，卻建構於此刻諸般的不協調。
「請專業環保公司估算」、「門票內涵碳稅」、「植樹吸收」，邀訪單位侃侃談著碳平衡。暫不細究用錢來解決問題思維是否恰當。只想提醒，電影<<明天過後>>的製片公司，也在該片導演要求下參與碳中和（Carbon Neutral）的計畫，但這些經費並非直接來自每位電影票卷。而近期於歐洲舉辦的環境相關研討會，同樣提供購買碳抵減（Carbon Offset）卷的服務。其立意於現行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的管制尚闕如，因此希望藉著消費者自發性的行為，減輕旅程對全球暖化的衝擊。以筆者為例，若欲到瑞士參加研討會，則需額外支付80歐元給名為 “MyClimate”的組織。該組織將利用此費用，於非洲、印度等地，執行植樹、提昇熱效率、再生能源替換等計畫，以抵減航程的總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一切估算與抵減計畫，都需依據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中清潔發展機制的規定。而此類個人對於消費行為的潛在環境危害，負起「迴避」、「減輕」、「彌補」責任的過程，不正是綠色消費的落實嗎？
碳平衡費用該由誰負擔，只是種枝微末節的不協調，最大關鍵，還是落於高爾此行的成本效益。雖然邀訪單位表示此行將有10億的等值媒體宣傳效果，但似乎未從「邊際效益」與「機會成本」的角度衡量。在各大報已會以半版來報導IPCC的研究結論，主流電視台亦針對北極流冰消減狀況製作專題，甚至學界都缺乏氣候變遷論戰的台灣。此時，一個敲響警鐘的宣道者的疾呼，似乎不如行政者的具體經驗分享來的重要，例如英國環境部秘書長Miliband，其在氣候變遷法的推動經驗，定能對於研擬中溫室氣體減量法提供建議。此外，環保運動總是抨擊著政府對大工程的迷信，例如面對蘇花高時，提議若等額的預算轉移到洄瀾夢想聯盟所提出的各項計畫，才能真切的創造花蓮的未來。同樣的，一下將3400萬用於邀訪高爾，是否也落入了對於「大」與「集中」的迷思？畢竟能源政策環評的經費也不過就600萬，而環保署過去2年與溫室氣體相關計畫，總計也僅3600萬，而一個環保團體秘書長的月薪甚至低於3萬4。
若欲就此點討論，我們無法迴避一個難解的謎團—『沒有高爾，這3400萬會存在嗎？』若以去年成立的『氣候變遷聯盟』為名，提出一系列的對抗全球暖化的計畫：以1000萬成立環評委員的智庫小組，協助其檢視各開發案對全球暖化的衝擊；以500萬，進行民間版的能源政策的政策環評；針對溫減法中，飽受爭議的既有排放權的配置，花費500萬籌組獨立專家團進行各情境衝擊評估。這三個攸關重大的計畫，總計也僅邀訪高爾所需的三分之二，但企業界會有同等意願嗎？『太具爭議性』、『不宜與政府作對』可能都是婉拒的藉口，但『廣告效果』的衡量才是決定性因素。倘若如此，『協助企業界建立環保形象』曾幾何時成了環保團體的責任？
邀訪行程的規劃中，最令人費解乃『台灣高爾之友會』的設置。縱然在宗旨中已明示以全球暖化為主，但能擺脫搜尋“Friends of Al Gore”時，多是支持其參選總統的組織的尷尬嗎？更何況『高爾之友』此類歌迷會般的名稱，是否會被簡化成對高爾此人的完全認同？當環保聯盟的前輩引述著賈德戴蒙的<<大崩壞>>來表達對於生態崩潰的憂心時，或尚能與戴蒙認為核電是對抗氣候變遷之所需的看法加以切割。但當『高爾之友會』的大旗一張之時，是否意味著將對高爾協助西方石油（Occidental Petroleum）取得原住民保留地的採油權之類的指控，視而不見？
記得先前邀訪國際友人來台時，他們總熱情地說著：『要盡其可能的利用他們。』而亦有人到訪後，發出『把那麼多資源放到招呼一幫旅客, 會否用在自身組織發展會更好?』的感嘆。這次高爾的邀訪，若仍是由環保團體出面，也應該思考是否對氣候變遷聯盟後續計畫有所幫助。否則，不願面對的真相（Inconvenience Truth），將僅是便宜行事的捷徑（Convenient Track）。而對抗全球暖化，促成低碳社會。捷徑，能引領我們到應許之地嗎？
參考資料
Al Gore: The Other Oil Candidate
Integrity in the Balance: Al Gore's Record On the Environment
◎本文轉載自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