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位父母親一定都記得自己第一次抱小孩的那一刻。那個皺巴巴的小臉蛋從醫院的毯子裡探出來，是個全新的生命。我伸出雙手，把女兒抱在懷裡，心情激動得幾乎沒辦法思考。
女兒出生之後，我到外面走走，讓她們母女倆休息。當時是清晨三點，新英格蘭地區的二月底。人行道上結著冰，天上飄著冷冽的毛毛雨。我走下人行道，腦中突然迸出一個想法：女兒到我這個年紀時，全世界將會有100億人。
走到一半的我突然停了下來，我在想：這怎麼可能？
我跟所有父母親一樣，希望孩子長大之後過得平安順遂。但在醫院停車場裡，這個願望突然變得不大可能實現。我想著：100億人就有100億張嘴巴，要怎麼讓他們有東西吃？要怎麼讓兩百億隻腳有鞋子穿？還有要怎麼讓100億個軀體有地方住？這個世界有足夠的空間和資源，讓這麼多人好好生活嗎？我是不是把這個孩子帶到一個崩壞的時代？
我剛開始當記者時，曾經浪漫地想像自己是歷史的見證者。我想紀錄這個時代的重大事件。但我真正開始工作時，才發現有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所謂的「重大事件」是什麼？我的第一篇稿子其實只是一張嚴重車禍照片的說明，當然不是重大事件。但重大事件的標準是什麼？幾百年之後，歷史學家認為現在最具意義的事件會是什麼？
長久以來，我相信答案是「科技新發現」，我想瞭解治療疾病的方法、電腦運算能力的提升、揭開物質和能量的奧秘。但後來我發現，真正重要的不是這些知識，而是它們帶來的影響。1970年代我念高中時，全世界大約有四分之一人口生活在饑餓中，以聯合國偏好的說法是「營養不足」。現在，聯合國指出這個數字是十分之一[1]。這40年來，全球平均壽命延長了11年以上，貧窮地區的提升幅度最大。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有數千萬人從貧困躍升中產階級。在人類歷史上，這麼大的生活提升可說前所未有，是這個世代和前一代人的重大成就。
但這樣的成就既不均衡也不平等。世界上有幾千萬人稱不上富足，還有幾百萬人依然貧窮。儘管如此，以全球總共100億人來看，福祉提升確實無可否認。美國賓州工廠的工人和巴基斯坦的農民或許仍感到辛苦和不滿，但以過去的標準而言，他們也是有錢人。
現在全世界大約有73億人口。人口統計學家大多認為，2050年時全球人口將達到或接近一百億人。到這個時候，人類這個物種將到達替換水準（replacement level），也就是平均每對配偶的後代數目僅僅足以取代本身，所以人口可能會開始減少。經濟學家表示，世界發展應該會一直持續下去，但可能很不平均，也可能很緩慢。
意思是說女兒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全世界一百億人中將有相當可觀的比例是中產階級，工作、房子、汽車、精巧的電子產品、偶爾吃幾次美食，都是富裕階級想要的。（誰不想啊？）雖然從歷史上看來這些人大多數將如願以償，但我們的孩子未來面對的工作依然十分艱鉅。幾十億個工作、幾十億棟房子、幾十億輛汽車，還有幾十億又幾十億頓美食。
我們能提供這些嗎？這還只是一部分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我們能夠提供這些，但不造成其他損害嗎？
孩子慢慢長大，我趁報導工作之便，有時會和歐洲、亞洲及美洲各地的專家對談。多年以來，隨著對談次數越來越多，我發現我提出問題時得到的回應大致分成兩類，可以分別用20世紀的兩位美國人來代表（至少我這麼覺得）。這兩位都不是大眾熟悉的名人，但其中一位經常被稱為20世紀最重要的人物，另一位則是20世紀影響最深遠的文化與知識運動的主要發起人。這兩位都體認到下一代即將面對的基本問題，並試圖加以化解。這個問題就是：如何繼續生存到下個世紀，而且不造成全球性的大災難？
這兩位彼此不算熟識。就我所知，他們只見過一次面，也不大關注彼此的工作。但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創造了心智藍圖，供世界各地研究機構理解環境難題。可惜的是，他們提出的藍圖彼此抵觸，因為他們對生存問題提出的答案大相逕庭。
這兩位分別是威廉．佛格特（William Vogt）和諾曼．布勞格（Norman Borlaug）。
佛格特出生於1902年，曾經提出現代環保運動的基本概念。此外，罕布夏學院著名的人口統計學家貝琪．哈特曼（Betsy Hartmann）支持所謂的「災難環境論」（apocalyptic environmentalism），也就是主張人類必須大幅減少消耗，否則地球生態系將難以負荷不斷增長的人口和欲望，而這個主張的奠基者正是佛格特。當時佛格特在他的暢銷書和演講中強烈主張，富裕不是人類最大的成就，反而是最大的問題。他說，人類的富庶是暫時的，因為它建立在我們由地球超量掠奪的基礎之上。如果繼續下去，全球性災難將無可避免，甚至可能導致人類滅絕。他的名言是：「減量！減量！否則全球都將受害！」
布勞格比佛格特晚出生12年，後來成為所謂科技樂觀主義（techno-optimism）或豐饒主義（cornucopianism）的代表。認為科技只要運用得當，就能協助人類走出困境。布勞格舉例說明這個概念，成為相關研究中的主要人物。這些研究在1960年代帶來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結合高產量農作物品種和農業技術，提升全世界穀物產量，讓數千萬人逃過餓死的命運。
對布勞格而言，富足不是問題，而是解決方案。人類必須更富有、更精明、更有知識，才能創造解決環境難題的科學。他的口號是：「創新！創新！這樣全球才能安居樂業！」布勞格和佛格特都認為自己是面對地球危機的環保人士。他們都和其他人合作，這些人的貢獻雖然重要，跟他們相比卻遜色不少。不過他們兩人的相似之處僅止於此。對布勞格而言，人類的聰明才智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案。
有個例子是這樣的：他主張運用綠色革命的先進方法提升農地平均產量，農民就不需要耕作那麼多農地——研究人員稱之為「布勞格假說」（the Borlaug hypothesis）。佛格特的看法則正好相反。他表示，解決方法就是縮小規模。與其種植更多穀物來生產更多肉類，人類更應該如他的支持者所說的：「降低自己在食物鏈中的位階。」如果少吃一點牛肉和豬肉，珍貴的農地就不需要用來餵養牛和豬，以此減輕地球生態系的負擔。
我把這兩個觀點的支持者設想成巫師（Wizard）和先知（Prophet）。巫師施展科技解決方案，先知則極力譴責肆意妄為的後果。布勞格是巫師的代表，佛格特在許多方面則是先知的領導者。
布勞格和佛格特幾十年來從事同樣的工作，但極少互相致意。1940年代中期他們第一次見面，後來以意見不合告終。就我所知，他們之後沒有再交談過，也沒有通過信件。他們都曾在公開演講中提過對方的概念，但從來沒有提過名字。反而佛格特曾經斥責這些科學家「善於哄騙」，而使問題越演越烈。同時，布勞格則嘲笑反對者是「守舊派」（Luddities）。
現在兩人都已經作古，但他們的門徒依然彼此敵視。的確，巫師和先知間的爭論越來越激烈。巫師認為先知強調減量的說法是知識詐欺、是對窮人冷漠，甚至是種族歧視（因為世界上最貧窮饑餓的人是非白種人）。他們指出，支持佛格特的說法是走回頭路，只會越走越窄，最後導致全球貧窮。
先知直指巫師相信人類資源永不匱乏的說法不用腦筋、對科學無知，甚至受貪婪驅策（因為守住生態底線可能影響企業獲利）。他們指出，支持布勞格的說法最多只能延後末日到來，但不可能避免，因為這是環保人士所說的「生態滅絕」（ecocide）。人身攻擊越來越激烈，環境對話也變質成各說各話。這或許沒什麼關係，但現在談的是人類後代的命運。
巫師和先知不是兩個壁壘分明的陣營，而是連續體的兩端。理論上，兩者之間仍然有交集。一個人可以在某方面支持佛格特的減量，而另一方面卻支持布勞格的擴張。有些人相信應該這麼做。但這種分類方式面臨的考驗不是它是否完美（因為當然不是），而是它是否有用。就實際上而言，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或可能的解決方案）只會採取其中一種方式。如果政府說服民眾花費大筆金錢，採用先知倡導的高科技隔熱材料和省水管線翻修辦公室、商店和住宅，這些民眾將會拒絕支持巫師的新型核能電廠和大規模海水淡化設備。但反過來，這些人若支持布勞格而改購買產量超高的基因改造小麥和稻米，同樣也不會因此而支持佛格特，丟掉牛排和豬排，改吃比較環保的素漢堡。
此外，由於牽涉範圍太大，所以不可能很快改變。如果選擇巫師路線，基因改造作物不可能一夜之間完成培育和測試。同樣地，碳隔離技術和核能電廠也不可能馬上建造起來。先知路線——例如種植大量樹木來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或是讓食物供應來源脫離工業化農業——同樣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看到成果。因為難以回頭，所以朝某個方向發展的決策很不容易改變。
最重要的是，佛格特陣營和布勞格陣營間的衝突加劇，主要原因不是事實，而是價值觀。雖然兩人極少承認，但他們的主張都立足在隱含的道德和精神觀點上，也就是世界觀以及人類在世界上的地位。結合經濟和生物的討論之後，成為「應當」和「應該」的耳語。一般說來，佛格特和布勞格的支持者表達這些觀點的方式比他們兩人更明確，但這些觀點從一開始就已經存在。
先知認為世界是有限的，而人類受環境限制。巫師則認為可能性無窮無盡，人類是精明的地球管理者。一方認為成長和發展是人類的命運和福氣，另一方則認為穩定和維護是我們的將來和目標。巫師認為地球是工具箱，裡面的東西任我們取用；先知則認為自然界代表至高無上的秩序，不應該恣意干擾。
兩種觀點之間的衝突不是善與惡的衝突，而是對良好生活的不同看法，以及重視個人自由和重視所謂「連結」的倫理秩序的衝突。對布勞格而言，20世紀末資本主義的整體樣貌，以及為大企業所掌握的熱絡全球市場，在道德上可以接受，不過需要不斷修正。資本主義強調個人自主、社會和實體流動以及個人權益，引起相當大的共鳴。
佛格特的想法則不一樣。1968年他去世之前，相信西方式的消費社會有根本上的錯誤。我們必須以規模更小、更穩定的群落生活，以更親近地球的方式，控制全球市場的開發狂熱。消費社會擁護者所宣揚的自由和靈活只是幻影，如果脫離大自然離群索居，個人權利完全沒有意義。
這些爭執源自存在已久的對立。伏爾泰（Voltaire）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曾經爭論自然定律是否確實是人類的指引。湯瑪士．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和亞歷山大．漢彌爾頓（AlexenderHamilton）曾經爭執理想的公民模範是什麼。羅伯特．馬爾薩斯（Robert Malthus）曾經嘲笑基進哲學家威廉．哥德溫（William Godwin）和尼可拉斯．狄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宣稱科學能克服物質世界限制。
著名的達爾文支持者湯瑪士．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和牛津主教山繆．韋伯佛斯（Samuel Wilberforce）曾經爭論生物定律是否真的適用於有靈魂的生物。原始荒野擁護者約翰．繆爾（John Muir）曾經與倡導由專家團隊管理森林的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針鋒相對。生態學家保羅．埃爾利希（Paul Ehrlich）和經濟學家朱利安．賽門（Julian Simon）曾經爭論聰明才智是否能克服匱乏。
對哲學家及評論家路易斯．曼佛德（Lewis Mumford）而言，這些爭執其實都是千百年來兩種技術的競爭：「一種是權威式，另一種是民主式。前者以制度為中心、強而有力，但本質上不穩定，後者則以人為中心，力量較弱，但資源豐富也比較耐久」。這兩者的重點都是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至少部分是如此——也就是說，這兩者爭論的是人類的本質。
布勞格和佛格特也處於這個爭議的兩方。他們都相信地球生物中只有智人（Homo Sapiens）能透過科學理解世界，這種經驗知識能引導社會邁入未來。但兩人的看法從這裡開始分歧，一位認為生態研究已經透露地球無可逃避的限制，並指出如何在限度內生活。另一位則認為科學能告訴我們如何突破其他物種面臨的障礙。
佛格特和布勞格哪一方正確？到底我們該腳踏實地，還是不顧後果冒險一試？究竟該減量還是增加生產？
選擇巫師還是先知？對於已經十分擁擠的世界而言，這是最重要的問題。無論如何，我們的子孫都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註釋
[1]以絕對值而言，這個進步幅度其實沒那麼大，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口仍然多達數億。此外，近年來，饑荒人數甚至上升了一些。研究人員對這樣的逆轉看法不一，可能是長期問題，也可能是動亂（亞洲西南部和非洲部分地區）和商品價格下跌這類使國家收入減少所造成的短期波動。儘管如此，21世紀出生的孩子生活在貧困中的機會仍然比歷史上其他時代來得低。
《巫師與先知》
作者：查爾斯．曼恩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1年08月04日
作者簡介
查爾斯．曼恩（Charles C. Mann）
《大西洋》、《科學》與《連線》雜誌的特派記者，他也為《財富》、《紐約時報》、《史密森尼》、《科技評論》、《浮華世界》、《華盛頓郵報》以及HBO電視網與連續劇《法網遊龍》撰稿。他曾三度入圍國家雜誌獎決選名單，獲頒美國律師協會、美國物理聯合會、艾爾弗．史隆基金會與蘭納基金會等寫作獎項。他於2006年以《1491：重寫哥倫布前的美洲歷史》獲美國國家學院傳播獎（National Academies Communication Award）年度最佳書籍，並於2011年推出其姐妹作《1493：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現與家人定居於美國麻州安默斯特。
【名人推薦】
「以科技巫師和浪漫先知這兩種互相對立的眼光，來看待這個星球與人類的未來。查爾斯．曼恩描繪了這個異常曲折、豐富的細節，佐以相當有趣的論述，讓身處文明的我們理解人類所做的每一個決定的後果。請閱讀、思考，並好好享受這本書。」──茹絲．德弗里斯（Ruth DeFries）（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環境地理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