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牙醫在中山北路五段路旁撿鼠屍。牙醫負責輕輕拿起牠，我是助手，負責把夾鏈袋遞上，打包老鼠，一起物色適合的埋屍地點。
「可能出生還不到一兩個月吧。」那是一隻年紀尚幼的鼠，身體小小的，體型不足我們的手掌大，五官顯得稚嫩可愛，可惜還沒學會這座城市的生存之道，就被兩個路人宣告死亡。
沒有外傷，顯然不是外力撞擊，我們研判小鼠是吃了老鼠藥致死的。
我不禁對這個場景感到奇異——牙醫好友的那雙手，十幾分鐘前還在我的口腔唇齒之間，做著極為精密的診治工作，空氣中飄浮的各種牙科英文術語都還沒散去，此刻我們竟已蹲在路邊討論著這隻身體已經微微僵硬的小鼠。
城市裡頭日復一日，商店 always open，街道依然故我，乍看沒有不同。但仔細一看，除了小鼠，我曾擁有的一棵小樹苗在這個月也死去了；就連在四獸山上，山友經過我的時候，也能不偏不倚地踩死我想要保護的一隻小蜥蜴。
台北獅山的步道上，褐色的小蜥蜴靜止著，和褐色的石階沒有兩樣。確認牠還活著，便下意識想把牠請離步道，「不然很容易被人踩到」。我拿著樹葉撥弄，期待牠如同其他我見過的蜥蜴那樣開溜，「不對，牠看起來不太對勁。」好友Ｈ認為小蜥蜴可能已經受傷了。仔細一看，牠頭部的角度看起來真的不太正常，我有點驚愕，猶豫著下一步該怎麼辦。「不然我們用樹枝和石頭把牠圍起來，至少看得出來這裡有什麼不一樣，蜥蜴比較不會被直接踩過去。」我對Ｈ說。
當我在小徑上左顧右盼找尋適合的材料時，後面上來的山友卻已精準無誤踩上小蜥蜴。我緊接在後哀嚎，山友渾然未覺，聽到我的慘叫，只能以身體語言表達不知所以。
那個步伐不重，足以小動物死上一百次。儘管所有的生命終將一死，小蜥蜴巧合的死亡，對我卻是紮紮實實的驚悸、可惜、不甘心。
一場場的動物之死，遠遠超過整座城市 24 小時便利商店所響起的歡迎鈴聲。這是先前和同事Ｓ搭檔埋屍所得來的結論。只要辦公室周遭有動物死亡事件，我和Ｓ就會拿著鏟子和報紙，臨時演出動物送行者，服務對象包括辦公室的老鼠、水溝蓋上的灰鴿、停車格邊的紅嘴黑鵯⋯⋯
死亡的過程太驚心駭人，動物留下的皮囊、臟器、骨骼都令人難以直視。因為太懼怕死亡，我甚至不敢見祖父母在棺木裡的最後一面，那是一具屍體，不再包含親人的意義。因為太害怕，所以我想：屍體撿多了，或許就可以不那麼畏懼，或許也可以在面對死亡時更如實一點。像是耳朵進水，就要在耳朵裡倒進更多的水才能解決。
日復一日的城市，禁不起仔細觀看，否則動物之死，必然會成為城市的風景之一。見證動物之死，自然而然地照見：人類如我也必須一死，而他者的死亡對於自己產生了什麼意義？我很喜歡黃宗潔對於《汀克溪畔的朝聖者》的書評：
對作者安妮．迪勒來說：就算渺小如顯微鏡下的浮游生物，牠們也「有真實的器官，過著真實的生活。我不能假裝牠們不在那兒。」因為看過牠們的存在，因此必須面對、必須思考，對她來說，觀察顯微鏡下的生物，不是為了科學知識的累積，而是「道德上的練習」，是對容易遺忘的創造之事實的提醒。
沒能成功幫忙獅山上的小蜥蜴躲掉一場臨頭之死，而且未來恐怕還要面對更多諸如此類的失敗。幸好屍體埋多了，也慢慢學得生離死別的情緒管理，過度的情感——面對死亡的傷心和對屍體的恐懼——都顯得如此無益。
城市裡的日與夜，乍看沒有不同，然而在固定不變的事物之中，確鑿無疑地包含著大量的、不勝數的各種死亡，以致我總希望死亡之後就是一場新生。而面對城市動物之死，你至少需要一個鏟子、一疊報紙，還有一份下好離手的敏捷和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