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全球環境政治之濫觴 | 環境資訊中心

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全球環境政治之濫觴

2021年12月02日
文: 比約恩-奧拉・林內爾(瑞典林雪平大學(Linköping University)氣候科學與政策研究中心環境變化學教授)、亨利克・塞林(波士頓大學帕蒂全球研究學院(Pardee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 at Boston University)副教授)
1972年首屆人類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召開時,已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出現的分歧,成為之後數十年全球環境合作的基調和障礙。
圖為斯德哥爾摩大會結束時舉行的一場新聞發佈會。 會上,已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歧今天依然存在(圖片:© UN Photo/Yutaka Nagata)
圖為斯德哥爾摩大會結束時,舉行的一場新聞發佈會。會上,已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歧今天依然存在。(圖片:© UN Photo/Yutaka Nagata)

1972年6月,來自世界各地的出席者齊聚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參加首屆聚焦環境問題的全球會議——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此次大會深受當時地緣政治的影響,而它本身也在隨後幾十年裡,給環境地緣政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編輯按:本文改編自兩位作者在《安全的人類世:斯德哥爾摩會議50年後集體生存的反思》中的長篇章節。

當時,美蘇兩國在一系列政治爭議問題上的衝突,導致東西方裂痕不斷擴大,因此瑞典及其他支持此次會議的國家希望憑藉籌備工作,在嚴重分裂的聯合國內部架起橋樑。瑞典在冷戰中持中立態度,認為環境污染相關的跨界問題,是潛在的合作領域,並且相信環境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會議主題,有助於提高聯合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重要性。

然而,儘管蘇聯和美國在聯合國大會討論期間都支持該提案,但人類環境會議秘書處在籌備會議的過程中,經常不得不在東西陣營之間尋求微妙的平衡。最終,圍繞東德西德——當時都不是聯合國成員——的參與問題出現的分歧,給斯德哥爾摩會議蒙上了陰影,遭到蘇聯和大多數東歐集團成員國的抵制。

更重要的是,就長期影響而言,會談還加劇了已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歧。此次會議是聯合國和其他多邊論壇內,南北關係發生重大轉變的一部分。在1968年的聯合國大會辯論中,許多發展中國家對召開人類環境會議的計劃表示擔憂,認為會議將被富裕工業化國家的利益主導——這樣的觀點現在也很常見。

發展中國家認為,世界環境問題絕大部分由工業化國家造成的,解決這些問題的相關成本也應由這些國家承擔。他們認為不應該以環境問題作為藉口,限制已經處於全球經濟體系邊緣的國家的發展;相反,他們表示,聯合國應專注解決全球南方國家的貧困問題。

1968年聯合國大會決議呼籲召開全球環境會議,特別強調人類面臨的環境問題,對發展中國家和工業化國家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1970年6月會議籌備期間,印度和奈及利亞儘管歡迎在環境問題上展開合作,但強調不應阻礙本國的經濟發展。

巴西進一步提出,應接受發展中國家尋求經濟發展過程中,有一定程度的環境污染。

作為全球發展中國家中,具有政治抱負的領頭羊,巴西在1970年11月的聯合國大會辯論中,採取了一種頗具對抗性的方式,該國代表特別強調西方工業化國家,有責任帶頭解決國內外環境問題。巴西還堅持認為,工業化國家不應以環境的名義採取貿易限制措施,例如導致商品價格上漲的環境要求。 在討論是否需要向其他國家通報環境災害時,巴西不願意接受任何侵犯國家主權的提議。該國代表認為聯合國在環境、海洋、太空等新問題上,花費過多的精力,轉移其對維護和平、支援經濟發展這兩項核心任務的注意力。

隨著籌備工作的展開,巴西繼續表現出擔任全球發展中國家領頭羊的願望。這一點在斯德哥爾摩宣言草案的談判中就可以見得。當時巴西成功提議在美國提出的文本(以較早的瑞典提案為基礎)中,添加兩條毛主席語錄。因此斯德哥爾摩宣言的第二段包含了《毛主席語錄》中的一句話:「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另外,在第五段中,還加入毛澤東1936年創作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一句話:「我們需要的是熱烈而鎮定的情緒,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

斯德哥爾摩會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71年擁有聯合國合法席位後,首次派代表參加的全球會議。中國代表在會上發表了具有鮮明時代烙印的演講,譴責資本主義,猛烈抨擊美國。然而,中國並不是唯一批評美國的國家:時任瑞典首相奧洛夫・帕爾梅(Olof Palme)也發表一篇頗具政治色彩的演講,深刻譴責越南戰爭,導致大會期間瑞典和美國官員關係緊張。

中國代表團團長唐克在會議上發表演講,猛烈抨擊美國。(圖片:© UN Photo)
中國代表團團長唐克在會議上發表演講,猛烈抨擊美國。(圖片:© UN Photo)

斯德哥爾摩會議前,包括伊朗、印度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試圖尋找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環境和發展問題上的共同點。時任印度總理甘地在會上發表極具影響力的演講,明確區分富裕國家的污染和貧窮國家的污染。這也與當下各方圍繞(工業化國家經常強調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和(發展中國家提出的)已發展國家高消費,對全球環境退化的相對貢獻的爭執一脈相承。

斯德哥爾摩之後

會議結束後僅一年,世界銀行經濟學家蒂姆・坎貝爾(Tim Campbell)寫道:「相對於其在全球環境或科學領域的貢獻,斯德哥爾摩會議更值得人們記住的是它對政治團結的催化作用。」半個世紀後,我們同意坎貝爾的這個早期判斷,大會的籌備和召開有助於促進東西方在跨界污染問題上的合作,推動發展中國家就環境和發展問題制定共同的政治議程。

但同樣明顯的是,斯德哥爾摩會議一結束,國家主權、領土爭端和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諸多代表性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發生變化。

會議結束後,國際環境問題成了美蘇兩國繼續拓展政治合作、緩和關係的重要途徑。例如,此類合作為1979年在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主持下通過《遠端越界空氣污染公約》(Convention on Long-Range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鋪平了道路。該公約是解決酸雨以及東西歐之間其他跨界污染問題的重要文件。

發展中國家對於自身處於全球經濟邊緣的擔憂,為這些國家加強在聯合國系統內的合作奠定基礎。儘管一些主要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相當大的政治緊張和衝突,但斯德哥爾摩會議仍成為通過77國集團和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大會,加強發展中國家合作的一場重要會議。

儘管已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出現分歧,但斯德哥爾摩會議有助於增強第三世界的環境合作(圖片:© UN Photo/Yutaka Nagata)
儘管已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出現分歧,但斯德哥爾摩會議有助於增強第三世界的環境合作。(圖片:© UN Photo/Yutaka Nagata)

斯德哥爾摩會議以來,南北之間在環境和發展問題上,一直存在很大分歧。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2002年在約翰尼斯堡舉行的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議,以及2012年在里約舉行的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都證明這一點。

包括氣候變化在內,很多不同領域的環境條約在制定過程中,也能看到這種分歧。 斯德哥爾摩會議的座右銘「只有一個地球」(Only One Earth)包含所有人都是地球飛船(Spaceship Earth)上乘客的理念。但是基於國家的權利義務劃分和主權原則依舊強大。會議籌備期間,許多國家堅持認為,對大氣中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含量,以及海洋中有毒物質進行監測和數據收集的系統,不應對國家主權構成損害。

斯德哥爾摩會議召開50周年,代表著全球環境與發展合作,已經走過半個世紀。通過這次會議,錯綜複雜的環境和發展問題被提上全球政治議程,相關領域的國際法和國際討論也因此取得重要進展。

然而,會上浮現出來已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很多政治分歧,一直阻礙著隨後的全球環境合作。此外,全球各地較富裕和較貧窮的國家,都非常重視與國內自然資源使用,以及經濟和環境決策相關的領土主權,再加上各國之間,包括自然資源獲取在內的政治和經濟競爭,都在不斷形塑著21世紀的地緣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