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公民之力續命公民電廠在德國的關鍵與挑戰（上）

2022年09月13日

共同企劃：低碳生活部落格、環境資訊中心；文：林蓉（台達基金會低碳生活部落格寫手）

在德國與台灣，「經濟、效率、規模」似乎成了綠能發展政策的主要走向。大型再生能源公司大量限縮公民電廠生存空間。除了持續培養每位公民參與能源轉型的熱情，政府對公民電廠祭出更多制度性的保障、如公民電廠設置規範更加彈性化、補助申請程序簡化等，將是公民電廠持續發展的重要關鍵。

與傳統化石能源相比，再生能源更有機會與社區發展、在地經濟、公民參與等公共利益相互結合，台灣近年逐漸發展起來的公民電廠（energy cooperatives）即是一例。

所謂「電廠」，其實更像是以能源為主的公民合作社，社區居民一同合資架設再生能源設備（如太陽能板、小型風機），共享利潤或自用，每位參與者無論股份大小，享有一樣的決策權。因此公民電廠也被視為一種民主的經濟組織。說到公民電廠的發展，德國往往被視為成功案例。然而公民能源在德國也遭遇不少挑戰與瓶頸。

法律制度鼓勵與長年社會脈絡催生的公民電廠

德國趨勢研究（Trend:Research）數據顯示，德國再生能源高達三、四成來自私人家戶太陽能板。德國再生能源署也指出，公民自行架設的再生能源，長年來是德國能源轉型的主要動力。這些大量由公民自產的綠能，部分可歸因於德國數十年來的社會演變與制度發展。

自二戰以降，社區型的糧食合作社（Food Coop）在德國遍地開花^[1]。糧食合作社奠基於社區成員互助精神，合資收購高品質且合理價位的糧食提供給會員。這樣社區互助、自給自足的精神也被認為是促成德國公民電廠發展的主要基石。

1990年代，歐盟修法開啟了能源生產自由化、多樣化的契機。德國媒體《Clean Energy Wire》報導，德國再生能源法在2000年通過後確立了20年的躉購制度（feed-in tariffs，FIT），生產綠能者能獲得穩定的較高利潤（20年不變的高價收購），因此成了一個低風險的投資。

除了許多私人家戶開始設置屋頂太陽能板，公民電廠、公司大量成立，以合資投入更大型的綠能建設。然而，德國媒體《Clean Energy Wire》也指出，公民電廠早期的成立不只因其利潤，也是許多在地居民想為環境貢獻心力與投入社區參與的成果。

德國常見的公民電廠有兩種：能源公社（Energiegenossenschaften）和混合型合夥公司制度。後者常與綠電公司合作，投入大型、跨區建案。

德國公民合作社聯合會（DGRV）資料顯示，多數公民電廠仍維持了「小而美」的公民組織形式，半數的公民電廠成員低於200人，七成的公民電廠每人最低入股額度在500歐元（約新台幣15260元）或以下。

德國Overath市公民電廠。圖片來源: Kölner Stadt-Anzeiger

當代德國公民電廠的發展困境

然而，法律制度的變動卻成為能源合作社的挑戰。躉購制度在2014年縮限於小規模綠電設施，並引進招標（tender procedure）和競標（Auction）制度。在去年（2021）１月，FIT制度全面廢除，也被學者莫里斯（Craig Morris）認為是社區型綠能的末日。

競標制度的原則為價低者得標，公民電廠往往在設備與行政成本無法與大型綠電公司競爭。《Clean Energy Wire》指出，2014年至2021年間，公民電廠發出的綠電佔整體綠電比例，從五成減至三成左右。德國公民合作社聯合會（DGRV）2020年的數據顯示，每年新成立的公民電廠數量自2013年逐年減少。

學者羅倫茲（Casimir Lorenz）分析，綠能設備成本降低，使大型綠能公司進場大量投資，生產便宜且大量的綠電。公民電廠的衰落，被視為是綠電成本下降與綠能產業逐漸專業化的必然結果。

另一個限制，是其成員組成。根據學者波彭（Silvia Poppen）2015年進行公民電廠成員社經地位的一項調查顯示，德國公民電廠有近八成的人為男性成員，約六成年齡為50歲以上、超過五成擁有大學學歷或以上，近四成家戶月收入在4000歐元以上(德國全國平均為3612歐元)。由此可見，德國公民電廠主要由年長、高學歷的富有男性所掌握。

筆者在參與地方公民電廠的會員大會時，也注意到許多成員因此將如何吸引更多新血，列為一個主要挑戰。